现在回想起来，我已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我生活中为鲍伯工作的时期真该结束了。记忆中，该是玛丽·昆坦斯死去后的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埃辛和我参加完晚会回到家中，付了保姆工钱，无论如何都是一对成功的纽约人，置身出版界的那类人。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也刻上了偏离我们所处的模式的印记，一个我们继续成长的印记。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从我离开鲍伯的办公室时就开始了。

我整个晚上都在想玛丽的事，想她死在大都会北方铁路的纽黑文沿线，而我没有接到邀请去参加她的追思会，我感到很伤心。埃辛上楼去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我把保姆送去坐出租车。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发现自己不愿意上楼去。我坐在沙发上，外套也没脱。令我自己也非常吃惊的是，我头往后仰着，脖子碰到了竖起的衣领，衣领则靠着沙发靠背，我哭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哭过，从那以后也从来没有这么哭过：特别难过的眼泪，两次、三次地涌出来，但止得也很快，就像突然开始流泪时一样，这更像是一种高潮，而不是悲痛。我站起身来，在厨房里擦干眼泪，然后上楼。这是独特的经历。这么多年来，我都对自己解释说，这是对一个老朋友的死长期受到压抑的悲痛，一个失败的朋友，这也是我生活中知道的第一起自杀事件。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那晚我哭泣的原因颇多。我曾经认为《纽约书评》会是培养具有相似志向或目的的人的办公室，这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走到一起，在西村一所褐色砂石建筑里上班。我为这些日子而哭泣。在我带着几乎无法理解的深深的信念，辞职离开鲍伯·西尔弗斯的办公室，离开我在那里碰到的一切，我为自己这么做之前的那些日子哭泣。我也为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抱负以前的那些日子，为我学会写作的那些日子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