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不是可以永远等待的简单的谜。

离开鲍伯的办公室后，我为雷工作了很多年，还是在菲斯克大楼拥挤的办公室里，但现在只是白天上班的工作了。只在白天工作八小时，这加快了我写博士论文的速度，终于写完了。博士学位授予后那个晚上，我们的小女儿已经睡在婴儿床上，我开始写后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从第一句开始，我就知道我正在写会出版的东西。不是关于我的小说，但我控制着它，微微调节着它，掌握着它的节奏。它是部好小说吗？很可能是。我的学徒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沾沾自喜的年轻男女进来顶替了我的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熟悉的人继续着他们的生活，而经常总是这样，新来的人从来就没有像熟人那样逼真，那么真实。不管怎样，我在编辑室很快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渐渐地，玛丽·昆坦斯和其他编辑助理所在的圈子对我关上了大门，慢慢地，这份工作也越来越成为一条死胡同。但是，也许是个非偶然的反比方程，我在写作方面渐渐成长起来，我的小说渐渐地、慢慢地、稳步地在评论和文章中出现，我自己的文字开始发表了。

接着，1995年冬季，玛丽·昆坦斯自杀了。

IV

打电话给原来做过编辑同僚但不再跟我有联系的一个人，这才知道具体细节。玛丽似乎是中断了药物治疗。有天晚上，她在精神失常的状态下走出去了。她光着脚，处于妄想状态，显然还很兴奋，在远离商业区的一座铁路立交桥上毙命——她跳下去了。听说这些后，我很确定，那是在大都会北方铁路通往纽黑文的沿线上。在铁路那一头，有她写砸的论文，还有安可酒吧我们那些夜晚的所有希望。我找到她的父母亲，他们住在中西部的某个地方，我问他们是否需要我的帮忙。她的兄弟们显然已经动身前来取她的遗物，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相信，珍妮特·马尔科姆过了段时间举行了一个追思会，但我没有接到邀请。

我的儿子出生了，我的女儿也在成长，我花了更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甚至沉浸在养育他们的庞杂事务中。埃辛又回去做全职工作了，这次是在《时尚》杂志。我们那杰出且苛求的老板名单中又多了安娜·温图尔的名字。我们买了座房子。那时，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冒险和兰登书屋签了两本书的合同，那激动心情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伙计，书上市销售时，埃辛对我说，口气里没有多少表扬的成分。你已经做了很多编辑助理梦想中要做的事。我又写了本书。过了段时间，我辞职了，不再为赫德曼所雇。我是个鲁莽轻率、固执己见的年轻人，受十几年前听到的句子中少了个逗号这股情绪的驱使，我又让自己投身于一个无可知的世界当中去了。我再次把书卖了出去。在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的十年中，规则完全变了。大学里的写作系挤满了作家，小说和学问一样成了合情合理的东西。我遇到了乔纳森·维奇，一个出色的系主任。他开了条通往终身教授和全职教授的路，还有慷慨的校长——另一个叫鲍伯的人，鲍伯·克里——他鼓励我向上发展，当个系主任。我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我写完了第三本书，出版了，令人称奇的是，卖给了另一个叫鲍伯的人，改编成电影。这个鲍伯叫鲍伯·雷德福德，很友善，很慷慨，就跟第一个鲍伯很严厉一样。这一个接一个的鲍伯成就了我成年时期所有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