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其他老师不同。她还年轻，可能不出二十六七岁，而且还很漂亮。她并不遵循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她既不严格，又不苛刻，也非漠不关心。相反，她和蔼可亲，她用她的善良把我解救出来。和朱教授一样，她恰恰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冯老师让六岁半、极内向的我变得活泼外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她看出来了，我外表看很羞怯，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我喜欢人多。冯老师让我个性中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她说：“郎朗，你一定不要害怕大声说出你的答案。你脑子很好使，声音也很洪亮。你一定要学会表达你心中知道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除了音乐，我并不想表达任何东西。我害怕在其他孩子面前出丑。

冯老师告诉我：“郎朗，你是个聪明的男孩子。你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说：“我情愿什么都不说。”

“你没有选择。当我问你一个问题时，你得走到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回答。一开始也许你会感到不自在，但你会习惯的。你会做得好的。”

她没说错。她逼着我张嘴说话，在这过程中也向我证明我并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很多答案我都知道，也可以清楚地陈述出来，我的同班同学也愿意听我的陈述。这样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感到轻松自如。如果我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那我也应该可以在公开场合上说话。

冯老师给学生干部分成三等：如果她颁给你一道杠，你就是一个小组长；两道杠，你就是课代表，分管音乐、数学、自然或作文等；三道杠，你就是班长了。我很自豪地在我的衣袖上带上了两道杠，因为我负责音乐。我们班演唱时我会伴奏，我还会挑选曲目，为学校表演。其他老师不支持我提前放学回家练琴，冯老师却鼓励我这样去做。

她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她教我们念唐诗和宋词。那些诗词表达了渴望和失落的情绪，它们的韵律在我听来就像音乐。它们和音乐有同样的力量，能给我鼓舞，让我激动。

冯老师常说：“每个人都有才能，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你的特殊才能是什么。”如果哪个同学把一幅画、一首诗，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带到课上，她就会奖给那个同学额外的金色的星星。如果你跑得快，或是一名技巧娴熟的体操运动员，她也会给你类似的奖励。冯老师从不偏向哪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能从她那儿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慈爱。而我对这两者都有如饥似渴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