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家族》等小说中，作家试图通过家族的命运变迁，家族人物与政治史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思考并阐释中国革命史与社会，与整个中国文化及个体之间的关系。《活动变人形》在描述传统家族文明对人的摧残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当代政治史对人的灵魂的打击；《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第二代命运的多舛无疑来自国共两党之争，尤其是当一个无意识的选择日后却成为决定生死的分界线时，一切所谓理想、光明的概念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它的生成性；《家族》用一种具有宗教承担意识的理想主义激情把“家”“国”的艰难发展历程扩张为一种原罪意识，这在无意之中又为革命寻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家族政治生活的苦难史被转换为心灵的“呓语”时，一切都显得既沉重又增加了某种悲壮与精神超越的色彩。这种悲壮与超越性，既是受难的最大支柱，也是高尚的来源。

可以说，“父”在这一时期小说的家族主题中是最为复杂的形象。一方面，“父”的形象通常是一个被扩大了的意指，在“父”身上，浓缩了作家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宏观思考和对意识形态的某种隐喻。另一方面，作家深刻的感时忧国情怀和理性精神又使“父”的形象有一种悲壮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承担意识，这也是思想界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精神和“五四”文学精神暗合的原因之一。作家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传统文明的眷恋，特别是“文革”结束之后，随着中国工业文明的逐渐推进，精神价值的逐渐物化，信仰的普遍丧失，这一切使得传统文明被又一次认同。《白鹿原》中的族长白嘉轩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作者对白嘉轩毫不掩饰的忠爱和欣赏，也恰恰是因为他看中白嘉轩作为传统儒家“父”的代表对信仰的执着，这正是现代文明越来越缺乏的。

其实，“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小说家族主题都在塑造“父”的形象，但是，前者更大程度上是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完成的，是高扬、强化“父”的存在，“父”的形象以一个乌托邦的集体主义冲动的面目出现，它迎合了人类对“完美”“大同”世界的最高向往却也成为最大的专制主义者，以牺牲了人类更丰富的个性存在为前提。因此，一夜之间，它坍塌了，在其间，作家只是一个失去或竭力抹去主体存在的“描述者”；80年代中后期的“父”们一个文化的、抽象的“父”，附带着强烈的审视意味和批判意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父”的身上融入了文化寻根和思辨的意味，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家族小说真的成为探寻我们“民族秘史”的文化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