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的“方舟”

就中国政治语境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女权主义运动与20世纪初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密不可分，女性主体的建立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建立（意味着政治文化上的男权中心模式的崩溃）密不可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女性性别角色与国家话语、女性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暧昧存在。女性主义批评一直致力对女性书写中的性别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从中试图寻找出女性在遭遇男性、社会、国家时的独特命运和根本出路。也因此，男性、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所隐含的形象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一直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主题。“男性”在女性书写中既是具体的男人、爱情、家庭，也是所有压迫、剥夺、集权的象征，对“男性”的书写方式及象征意义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发展及其所遭遇到的困境。

在启蒙思想和中国政治改制的大潮下，20世纪初女性书写中的男性和女性暂时统一了立场，达成共谋关系，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反抗家族制度、封建礼教和社会偏见，以获取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冯沅君的《旅行》《隔绝》；庐隐的《或人的悲哀》《象牙戒指》和当时一大批女性作家作品都致力展现爱情与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这种共谋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挣脱了封建家庭的牢笼之后，爱情进入婚姻层面时，女作家们发现，当初那个跟你共同争取自由的男子依循的仍然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深层的文化心理仍然没有质的变化，婚姻生活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性别危机。这种觉醒在某种意义上也终结了“五四”初期由于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精神同盟关系。

实际上，在文明发展的传统里，精神活动和功能的价值一直高于肉体活动和功能的价值。由于自然生理关系，男性不被要求生育和家务角色，而有能力把时间用在发展精神生活方面，并慢慢发展为社会的“象征秩序”。女性则必须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照顾肉体和家务上，与“象征秩序”的意义系统悖离。在此意义上，女性被看作天生智力低下的人，由此，也成为第二性的存在。但是，一旦女性开始要求自我价值（实际上也就是想进入“象征秩序”内），女性危机和性别冲突就产生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输入给中国女性书写带来了新的活力，以张洁、谌容、舒婷、张辛欣为代表的一批20世纪80年代初期女作家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