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婆婆李蕙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她出身好，堂兄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她家学渊源，幼年，她便熟读古诗，擅长琴棋书画，虽然算不上绝色，但才女之名，实至名归。她有眼光，以李家当时之权势，蕙仙女士完全可以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公子哥成婚，但她不，或许是才子佳人的老观念在她脑中根深蒂固，或许是读书启蒙让她心胸更广，在婚恋这件事上，她不爱金钱爱文章，据说“非梁不嫁”。1889年，李蕙仙的堂兄，维新派大臣李端棻以大学士身份典试广东，慧眼识珠，看中了才貌双全的梁启超，力促堂妹与梁书生的婚事，李蕙仙欣然下嫁。

这种富家女配穷书生的“童话”故事，自中国古代以来，就一直是许多读书人笔下的美谈，《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的偶遇，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不过，李蕙仙的下嫁，要更加端然。她与梁启超不是偶遇，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名正言顺。她是八台大轿抬进梁家的，到什么时候都理直气壮。类似的童话在晚清不在少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当年也是行大运，娶了李鸿章的女儿为妻。日后，梁启超当然是名流，但在结婚之前，他显然还是个进京赶考的毛头小子，这场婚事，不能说是他人生的垫脚石，但终究也为梁公加分不少。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以及后来完婚，都住在李家，温馨方便。初出茅庐的梁启超，能成就这样一段婚事，当然没有话说，他从广东北上完婚之时，他的老师康有为也很高兴，赠诗：“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诀荡上天门。” 上天门，结豪俊，救黎元，这一因果线条，从结婚开始，就已奠定。李蕙仙的垂青，让梁启超一步登天，俨然中了头彩。那一年，他才十九岁。

更何况，李蕙仙贤惠得没话说。她比梁启超大四岁，他的方方面面，她都照顾得到。李蕙仙很懂事。她能吃苦，没有公主病，不摆大小姐的架势。她生在北京，在皇城根长大，吃的用的，日常起居，都是大小姐的规格，从未受过罪。但李蕙仙是能上能下，有福享福，有苦吃苦，毫无畏惧。结婚第二年，她便跟随丈夫梁启超，南下广东新会县茶坑村，梁启超的老家。从城市到乡村，从大富之家到清贫之户，从四季分明的北方到温热潮湿的南方，从京片子到广东话，一切的一切，对与李蕙仙来说，都是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考验。但她毫无畏惧，无怨无悔，脑力体力双管齐下，打点好那个家。当时，梁家主政的是梁启超的继母，只比李蕙仙长两岁。李蕙仙低眉顺目，和颜悦色，迅速赢得了婆婆的好感，理顺了家庭关系。李蕙仙是大家之女，日常使唤丫鬟，是少不了的，但到了广东，为了梁启超，她甘心挑水，舂米，做饭，样样来得，又乐于助人，与左邻右舍打成一片。

李蕙仙性格豪爽，遇事果决勇敢。梁启超一生起起落落，她都陪在身边，给予无条件支持，稳住一整个家。年轻时，梁启超想读书，却没钱买书，李蕙仙二话不说，变卖了陪嫁首饰，给丈夫做教育投资，钱财散尽无所谓。刚去北京时，梁启超满口粤语，普通话很差，李蕙仙仔细教导，循循善诱，梁启超国语大加精进，为以后四处演讲打下良好基础。梁启超是做大事的人，是大事，就有风险，而李蕙仙则是梁启超永远的后花园和后防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株连在所难免，李蕙仙一力扛起全家逃亡重担，待着女儿思顺和梁父以及其他亲属，避居澳门。她服侍老人，照顾幼女，为梁解除后顾之忧，梁对她心怀感激。后来袁世凯复辟，梁启超要南下与蔡锷商讨讨袁大计，深夜告别，李蕙仙大义凛然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当真英雄儿女。梁启超一走她便带着一家老小去天津租界避难，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