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9日，林徽因给好朋友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回忆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的伦敦生活。“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不断的雨……（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与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走来同我玩。”

徐志摩轻轻地走进来，点燃了她感情的火。伦敦、细雨、呢喃，那几乎是每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期盼的梦幻恋爱，更何况，徐志摩又是那样一个人，一个奇人，一个彻头彻尾不按理出牌，天真，浪漫，不顾一切，只为着自己的心。林徽因一直忘不了徐志摩，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徐志摩做了许多她内心想做，却又做不到的事。徐志摩是浪漫的，彻头彻尾。浪漫主义绝不是花前月下，也不绝非的现在的看场电影，送九十九朵玫瑰花，浪漫主义是一种反叛，对现实世俗的反叛。徐志摩便是这样一位反叛者。不光是林徽因，许多人对徐志摩都无抵抗力。张幼仪、陆小曼、凌叔华以及许多叫得上名字、叫不上名字的男男女女。徐志摩的行径是那么的不真实，他更像一个梦，一场电影，一回探险，他的所作所为总让林徽因讶异，转而细想，偏偏又觉得他合乎情理，为着一颗真心，造出一种傻，一种痴！

林徽因懂得徐志摩。她知道他最动人的特点，就是那纯净的天真，对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对情感体验的切实。谁能做到他那样？他放弃博士头衔，跑去英国，只为尝试写几行新诗；他常常走几里路，只为采几茎野花，费许多周折去看一个朋友说的两句话；他还会冲到倾盆大雨中，只为等一场雨后的彩虹！理解了这些，理解了他这个人，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够狠心离婚，勇敢追求自己的感情，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能走到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感情世界中去。

徐志摩总能给人以震动。他走路带风，说笑从容，他天生很焦点，而且，不按理出牌。在伦敦，徐志摩的追求，让林徽因震动；在德国，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让林徽因震动；在北平，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消息传到远在美国的林徽因耳朵里，她再次震动。甚至激动！他们一直通着信，理智上，她必须接受一个当初苦苦追求自己的人去找寻属于他的幸福，但情感上让她全然接受这件事，则需要一定的缓冲器。林徽因给来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见面，了解北平的情况。胡适答应了。见面后，林徽因给胡适写信：“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也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过去的种种的不了解。”1924年到1926年，这三年，林徽因自认“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离开父亲，离开徐志摩，离开这些能与自己的心灵产生共振的人，林徽因并不快乐，再加上经济上的寄人篱下，情感上的无出口，一切的一切叠加起来，几乎形成了林徽因生命中第一个小低潮。

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说：“多年后听徽因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对徐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济慈、拜伦、曼殊斐儿、伍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新美感、新观念、新感觉，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因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