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爱林徽因的，那种爱，不仅仅是因为浪漫，更多的是一种依恋。在他婚姻出现问题，生活不容易，要为金钱奔波的时候，在他累了倦了，想要温暖的时候，在他需要歇歇脚的时候，他总是想到她。他来北平，也总是住在梁家。现在，他死了，毫无预兆的，不跟任何打招呼，就那么扑啦啦飞走了，一如青春，一如朝露。四月的时候，有人说：少年的时候，我疯狂的喜欢，带我走这三个字。现在，我再也不会任性的让任何人带我走。我学会了，自己走。

忧伤有五个阶段：拒绝，愤怒，彷徨，消沉，接受。徐志摩死后，林徽因悉数演绎悲伤的故事。刚得到志摩去世的消息，林徽因是愕然、伤心、拒绝接受。一个月后，她给胡适写信，特别解释说：“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典型的口是心非。徐志摩已经去世，林徽因这话说给谁听呢？无非是她自己。她需要确认，自己其实是不爱徐志摩的。因为没有爱，就没有害，她就可以从徐志摩的死中解脱出来。可是，这种说服，在面对自己敏感公正的心时，是多么无力。林徽因很快就缴械投降了。她彻底是一个人在世上活着了，父亲去世，徐志摩去世，还有谁能猜透，了解进而谅解她内心小任性、小纠结。1931年12月7日，《晨报副刊》的一篇《悼志摩》中，林徽因写：“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

梁思成足够大气。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他几乎不谈起，也不阻拦，徐志摩坠机后，他还主动从飞机残骸出捡一片残片，放在林徽因的床前，做永久的纪念。梁思成或许知道，以林徽因坦荡的性格，绝不会与徐志摩发生什么。她已经对梁思成做出承诺，说好一辈子。但感情这东西，与其用阀门围堵，不如好好疏导，顺流而下，顺其自然，才不至于出乱。他和她在婚姻之内，信任和包容，是必须要的。更何况，徐志摩也是他的朋友。徐志摩生前，梁思成可能会有些许醋意，徐志摩死后，梁思成除了纪念和宽容，似乎也不能再为朋友做些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在徐死后，要比徐生前，要来得更深。最初的惊诧、哭喊之后，徐志摩之死的忧伤，正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缓缓渗透到林徽因的生命中。冷静下来之后，林徽因渐渐开始调整心情，真正面对和考量自己与徐志摩的情感，她不再逃避，直面内心，可到如今，直面的结果，唯有悔恨。1932年，也就是徐志摩去世的第二年，七月半，小鬼节——传统说法里这是一年中阴阳两界隔得最近的一天，林徽因写了一首《莲灯》。这俨然是一首献给徐志摩的招魂诗，但同时，也是对自己心理的一次治疗：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玲珑的生，从容的死，人生如梦，但只要在做梦，还是要勇敢走下去。可当时，林徽因没把这首诗发表，直到翌年的3月，《莲灯》才在《新月》杂志上发表；同期写的《别丢掉》，发表得更晚，一直压到1936年，几乎人们都忘了徐志摩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林徽因才把它拿出来发表，作为自己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