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杭州参加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初中毕业生会考，1933 年秋天我初 中毕业，回到了上海。 投身上海学生救亡运动 我被录取到上海麦伦中 学高中。这也是一所教会学 校，原名麦伦书院，是英国 伦敦教会创办的。这所学校 很正规，教学抓得很紧，又 比较开明，没有多少清规戒 律束缚学生。校长叫沈体 兰，人非常好，学识渊博， 思想进步，是上海知名的教 育家。有一位名叫曹亮的教 员，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他朴素平常，却有点神秘， 1936 年，陈明在上海麦伦中学高中毕业 根据他的言行和教学表现， 我猜测他可能是共产党员。由于沈体兰和曹亮的影响，教员大都 比较进步。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左联成员魏金枝担任高中国文老 师。当时上海国民党党部规定，中学训育主任必须是国民党党 员，这样，学校的训育主任也在形式上参加了国民党。学校顾问 白约翰是英国人。高中数学老师赖蒲吾德，也是外国人，个子很 高，衣着朴素，后来曾到燕京大学教书，据说“文化大革命”时 被诬为“国际间谍”。赖蒲吾德、曹亮、魏金枝和高中生一起， 住在学生宿舍二楼的一个角上，房间相互挨着。早晨，白约翰负 责高中生的早操，赖蒲吾德负责初中生，不分冬夏，从不间断。 · 8·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我在麦伦的三年，是我们国家民族命运变化剧烈的三年。曹 老师的主课是历史，他不是单纯给学生传授学术知识，而是结合 历史，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它们的发展，启发学生树立反帝反封建 的思想。他使我们许多同学都懂得，帝国主义一是要进攻苏联， 二是要瓜分中国。他还经常在黑板上写“苏维埃运动”、“周恩 来”等，紧接着又把它们擦掉。与曹老师讲课内容相配合的，是 2004 年 10 月，陈明重访上海原麦伦中学 (现称继光中学)，在老校 长沈体兰塑像前 沈体兰校长每周一次周会上半个小时的讲话，即使国民党派来的 军训教官坐在台上，沈校长也是深情含蓄，大讲反法西斯。学校 还经常聘请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社会名流来学校讲演，他 们的民主爱国进步思想和充满激情的声音，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麦伦虽是教会学校，却不做礼拜，偶尔那位英国顾问白约翰弹钢 琴，大家一起唱几段赞美诗。后来，放在大礼堂台上的那架唯一 的钢琴，成为我们民众夜校教唱救亡歌曲的用具了。 · 9·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麦伦还附设一个青年补习夜校，收少量学费，帮助社会青年 补习外文，聘请德文专家潘蕙田、日文专家萧百新授课。麦伦的 周围有烟厂、纱厂，失学工人很多，为此，学校又特别办了一个 民众夜校。民众夜校主任是学校事务主任陈其德先生，高中部同 学担任教员，我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夜校工作，当了夜校的教员， 我把这当作救亡活动。开始，民众夜校学员分两班，后来分成了 三个班：扫盲班、初级班、高级班。高级班的工人学员有一定的 文化思想水平，我们便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帮助他们成立校友 会。这些学员十分热情，又在外面办起了夜校的分校。这些夜校 同学，当年就是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积极分子；战争时期，很多人 投奔新四军；上海解放后，有的人成为建厂护厂的骨干。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叫李南生的高班同学找我，说 为赈济黄河水灾难民，组织演出田汉的话剧《江村小景》，让我 担任一个角色，我的同学干学伟演母亲，我演女儿。我不记得当 时麦伦是否已经成立了剧社，但是这次演出之后同学们要我来担 任剧社社长，学校的训育主任也同意了。就这样，我成为学校剧 社的社长，干学伟、陈恒瑞两个同学担任副社长。后来我去了延 安，干学伟等剧社的好几个同学也相继去了延安。我们给剧社取 了个名字叫“醒狮”，问了校长，校长说“醒狮”是国家主义派 的，不合适，这样，就改叫“未名”剧社。当时我们并不知道20 世纪20 年代文学界有个“未名社”。我们找教美术课的茹梅老 师，请他为剧社刻图章，社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位工人，穿 着白衬衣、蓝工装裤，双手把着一个齿轮，意思是推着历史的车 轮前进。 我们的剧社只在校内演出，从 1934 年到 1936 年每个学期都 要公演一次，每次公演有三个剧目。演出的剧目主要是田汉、于 伶、陈白尘等创作的戏剧，如《走私》、《顾正红之死》、《放下 · 10·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上海继光 (原麦伦 ) 中学校长胡美高向陈明颁发荣誉证书 你的鞭子》、《谁是朋友》、《扬子江的暴风雨》、《到那里去》、 《第五号病房》、《sos} 、《金宝》、《平步登天》等。魏金枝、黄 九如老师是业余的义务导演。剧社最多时有 30 多人，其中有少 数是民众夜校的学员。学校的礼堂是我们的演出舞台，学校不收 租金、电费。我们还卖门票，四毛钱一张，两毛钱一张，组织同 学推销。外面也有人到学校来看戏。我们的演出偶尔有点盈余， 都悉数捐助夜校，这个做法，得到校方的赞扬。 在演出的活动中，我从报纸广告上得知，在跑马场附近法租 界里有一个出租幕布、灯光设备的地方。我就去找他们，是两个 姓周的兄弟开的店。可能是从这兄弟俩那儿得到的消息，后来弘 庚、崔嵬、丁里等就到学校来找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 得的。他们主动热情地帮助我们排练，演出时到后台帮我们化 妆，慢慢地和我们熟起来。这时，吕骥也来找过我，邀我参加他 组织的“蚁社歌咏团”，每个星期天上午去大陆商场，吕骥在那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里教歌。除了救亡歌曲，我们还学了一些苏联歌曲，如：“我是 长剑，我是火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把光明呈现……”“唉嘿 伊，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勇敢健壮，我们划开时代，站在斗争的 最前线……”学校要筹建体育馆，借上海青年会礼堂组织一场义 演筹款，上海“左联”的剧人袁牧之、陈波儿、顾而已、魏鹤 龄、赵丹等都参加了。那一次演出了话剧《出走后的娜拉》，还 演出了田汉编剧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歌剧由聂耳作曲并 导演，他还主演老工人，我也参加了演出，扮演一个群众角色。 排练的时候只有一把洋号，一个小鼓。鼓声点点，敲打着我们的 心，我们齐声高唱：“苦力们，大家一条心，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并不怕死，不要拿死来吓我们 !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 让 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 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我们演出于伶的剧本《走私》时，训育主任张以藩让我到工 部局去一趟，说大概是关于演戏的事。工部局是英国总督在上海 的派出机构，管理租界事务。我到了工部局，出来一个办事员， 是个中国人，手里拿着译成英文的《走私》剧本，指着里面的几 个段落说：这里、这里一定要删。我嘴里答应着，回校后一个字 也没有动。临演出时，学校果然来了几个戴着黑礼帽、穿着黑色 长袍、卷着袖子的人，派头挺大，一看就知道是巡捕房的包打 听。我们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到礼堂前排就座，还买了香烟、瓜子 招待，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请帮帮忙。闭幕换 景时，我们在后台齐声高唱苏联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散戏时，我们含笑送别，他们连声说“无啥，无啥!” 在我读高中一年级时，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林华清，比我小 两岁，福建莆田人，说一口福建官话，咕噜咕噜，嘴里像含着石 头子儿。我们俩同一个课桌。他喜欢看社会科学书籍，书包里常 · 12·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常装着一些介绍国内外政党资料的出版物，书上整段整段地被删 去，还打着叉叉。他父亲是一位牧师。他不爱唱歌，却会弹钢 琴，我在夜校上“兴趣”课，教工人学员唱歌，他就为我们伴 奏。我们思想相近，兴趣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一天他对我 说，他在光夏中学的一个同学叫陈天林，想认识我。我自然表示 欢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陈天林到麦伦来找我，他个子不高， 穿蓝色长袍，面黄肌瘦，显得很憔悴。我们在体育场沿着跑道边 走边谈，他人虽瘦，肚里的话却很多，头头是道地分析国内外的 政治形势，还说了如何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他介绍 我参加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简称武 委会)，他说这是地下党的外围群众组织。这时是 1934 年，我已 经 17 岁了。在以后的接触中，陈天林给过我几份油印的文件。 夜晚，在暗淡的灯光下，我躲在宿舍高层铺上悄悄地翻阅，当我 看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招生的消息时，不觉怦然心动，这成为 我 1937 年初离家出走投奔陕北红军的最初推动力。陈天林知道 我在民众夜校教课，还特地给我一本武委会编的油印扫盲课本。 打开课本第一页便与众不同：“人，工人，农民”。我叹服编者阶 级观点的鲜明，至今仿佛仍能闻到那油墨的余香。 1935 年前后，华北的局势日趋危急，敌伪势力成立冀察政务 委员会，殷汝耕搞冀东自治，逼迫宋哲元撤军，撤销国民党党 部。华北之大却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平津的学生救亡运动轰轰烈烈，震动了上海，上海马相伯等 300 余位文化名人联名发表救亡宣言，麦伦校长沈体兰、教师曹亮等 都名列其中。那时我已经进入高中三年级，是学生自治会的主 席。当时我们学生自治会就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号召不愿做亡 国奴的同学联合起来，参加救亡运动。会上选出代表，并且发函 与上海各中学联系，请各中学派代表到麦伦来开会，筹备成立上 · 13·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海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 星期六下午，是约定开会的时间，一些学校的代表来了，租 界的包打听也来了。当时我正在门房 (传达室) 接待来参加会议 的各校代表。包打听问我：“陈芝祥在不在?”我一听，就对他 说：“你等一下，我来叫他。”于是我跑到门房外面，大声喊： “陈芝祥! 陈芝祥!”周围的同学都暗暗地发笑，明白是怎么回 事。接着，我回头对包打听说： “陈芝祥不在，走了，回家去 了。”包打听还守在那里不走。我便进去与先来的代表们商量： “这里已被注意，不安全，会不能在这里开了。”可是代表已到了 好几位，怎么办呢? 在《顾正红之死》中曾扮演顾正红的沈世 雄，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有个亲戚在上海做建筑生意，他提议把 会议移到他亲戚家里去开。已经到的代表就分散去了那里，留下 几个同学招呼后到的代表。我们就在沈世雄的亲戚家二楼召开了 第一次各校代表会，决定筹备成立上海市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 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学校和代表，我现在记得起的有正风中学的 任士舜，又叫任大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南方参加过军调小组的工 作；爱国女中的胡文新，是胡乔木同志的妹妹；李林，是华侨， 后在华北敌后八路军骑兵支队任政委，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惠 平中学的戴德彰，“七七”事变后也去了延安，在枣园社会部工 作；同济中学的孙永德，全国解放以后在公安部工作。 开完会出来时，正风中学的韩瑞方问我：“你就是陈芝祥?” 我回答是。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化名，这是为了安全的需要。 听了他的话，后来我在学联也化名叫陈明。我的四叔陈敦儒，在 冯玉祥部队时用的名字是陈铭，为了纪念他，我取了这样一个谐 音的名字。后来我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就用这个名字，一直到 现在。 在酝酿成立中学联时，一天晚上，我突然得到消息，说上海 · 14·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 的大学生正在游行，到市政府请愿去了。我想，平日上海国民党 当局对大学控制很严，什么蓝衣社、复兴社很猖狂，大学的救亡 运动开展比较困难，怎么现在一下子动作这么快呀? 我特地跑到 复旦大学去了解情况，果然，复旦大学校门12 大路上黑压压的学 生队伍正向江湾市政府进发，奇怪的是没有旗帜，没有喊12 号， 队伍沉默安静。那时江湾一带人烟稀少，又是黑夜，我想可能是 这个原因，发挥不出示威的作用和影响。我回到学校后，急忙和 正风、爱国等几个学校电话联系，紧急磋商对策，我们决定连夜 把各校住校的同学发动起来，清晨把队伍开到江湾，与当夜游行 的大学生队伍结合起来。我们连夜把这个决定通知各校，规定了 集合地点、行进的路线，还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我们大约集 合了千把人，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兴奋，信心十足，清晨朝着江湾 进发。可是，当我们赶到复旦大学门口接应大学生的队伍时，他 们队伍已经解散了，正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零零散散地往回 走，有的还坐着大汽车，手里拿着市政府发给他们的面包。见到 我们都纷纷说：“甭去了，甭去了，市政府已经答复我们了。”我 们心里纳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们还去不去了? 我们几个 带队的人决定继续前进，队伍走过江湾体育馆、游泳馆，到达市 府广场时，天已经大亮。只见广场上一排徒手警察，阻挡着我们 的去路。广场与市政府大门之间，隔着好几层台阶。我们把行进 的纵队变成横队，高喊着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无 罪!”一步一步向前推进，逼着警察的队列步步后退。警察退到 市政府大门前不动了，我们也停在大门前与警察对峙着。我们继 续喊着口号，要求市长出来接见。这时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 雨。从市府大门内出来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中年人，自称是教 育局长潘公展，代表吴铁城市长接见同学们。他问我们有什么意 见。我们参考北平学生在运动中的口号，提了几条要求：一、停 · 15 ·我与丁玲五十耳 ——陈明回忆录 止内战一致抗 日；二、释放被捕同学；三、爱国自由；四、反对 华北自治等等。潘公展胡说什么：“安内才能攘外，政府剿匪不 是内战。”沈世雄马上站出来，操着一口宁波官话质问：“怎么不 是内战? 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不是内战?”潘公展无言答对。同 学们不耐烦了，队伍有些骚动，有人喊：“潘公展的答复，我们 不满意!”“政府对我们没有诚意，我们要上街游行，唤醒群众!” 于是我们整队浩浩荡荡退出广场，向市区行进。这时雨停了，队 伍走近市区天通庵时，我发现一个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驾着 一辆三轮摩托车，不快不慢，尾随着我们的队伍，这引发了埋藏 在心底的怒火，我们高喊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路边的群众 有的为我们鼓掌，有的举起拳头跟着喊VI号。在上海大街上公开 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游行队伍从江 湾走回到麦伦才解散。事后，参加这次行动的麦伦中学、正风中 学、爱国女中、惠平中学、同济附中等学校，联名发起成立了上 海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并且成为中学联的核心。 上海市中学联的核心成员中，正风中学的韩瑞方、爱国女中 的胡文新，最早向我显示了他们共产党员的身份。1936 年春，他 们因我是中学联的领导核心成员，先征求我参加抗 日救国青年 团，随后介绍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CY )。1936 年夏，共青 团解散，我被通知转党 (CP )。当时党领导中学联的是陈家康同 志，那时他化名“小周”，我们见过面。 这一时期，我看到党的文件和书籍比较多了。至今仍留在我 的记忆里的是牛皮纸包装、封面上写着《啼笑因缘》，而里面却 是铅印本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左倾”幼稚病》。这 些书我当时虽然看不太懂，但对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社 会现实，书里面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国家是镇压的机器。” 这是千真万确的啊! 当时，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广受欢迎的 · 16 ·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生活》周刊，只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而遭查封，主编邹韬 奋、杜重远等受到迫害，这不是铁证么? 现实帮助我加深了对革 命理论的理解，也增加了我学习的兴趣。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沈钧儒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学联派代 表参加。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中，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团体，中 学联是一个。在上海多次游行示威等群众组织活动中，麦伦中学 是比较活跃、比较扎实、具有战斗力的学校之一。 北平学联派人南下联络，来上海的学联代表是燕京大学的陈 翰伯。陈翰伯抵沪后，．通过章乃器找到麦伦的校长沈体兰，沈校 长把他介绍给我，我和他到中学联主席团会议的会场上，他给我 们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况，他的话激动、热情，富有煽动 性。他的到来，推动了上海学联的成立。在这期间，我先后认识 了复旦大学的裔漱敏、税务专科学校的胡实声等，他们都是大学 联的执行委员。上海学联成立后，指定麦伦中学负责总务工作。 大约在 1936 年 5 月问，华北学联第二次派陆璀、李家栋、刘 也夫三人来上海，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他们到麦伦来和我联系， 并交给我部分工作：邮寄全国学联的宣传品、刊物、文件。我发 动初中部的同学，稳妥地完成这项工作。全国学联的《成立宣 言》，是李家栋起草交给我负责印刷的。 5 月 30 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白渡桥附近的 北四川路青年会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宣言》要赶在这个会上散 发，我雇了一辆黄包车把《宣言》往会场送。赶到那里，会场已 经被包围了，白渡桥上排着两三道身着防弹背心的巡捕。我把车 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安顿好车夫，便自个儿过桥进去找人。我 找到了章乃器，说我是全国学联的，有一些东西要在会上散发， 巡捕拦着，过不了桥。他说：你对他们说，是送给我的。我心 想：巡捕如果知道是送给你章乃器的东西，就更不会放我过来 · 17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了。就在我迟疑之中，会议散了，群众正整队出发，冲破巡捕的 拦阻，开始游行。按计划，游行队伍是往郊区的庙行烈士公墓扫 墓去。于是我赶忙雇了一辆强生出租汽车，把《宣言》送到庙 行，交给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及时散发给了游行的群众。不等队 伍解散，我便坐强生出租车回城。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强生出租车 的电话号码是 40000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当年有个老出 租车行叫“云飞”，曾经登广告征求一个便于记忆的电话号码， 有人以“三拳一杯酒”谐音“30189”应征。强生是新开的出租 车行，便用上了一个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号码。可见当年上海做生 意竞争之激烈，也可见现在满天飞的谐音广告，早在 70 多年前 的上海就有。言归正传：我坐上了出租车，中途有人要搭我的 车，我多了一个心眼，回绝了；我还绕了几个圈，才回到学校。 我记得，全国学联成立那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同一天宣 告成立。 我们中学联多次组织同学参加上海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还组 织“劝用国货团”，下乡宣传，到昆山等地，演戏、演讲，号召 民众抵制日货。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热情充沛， 乐此不疲。我和四弟岳祥在麦伦读书，他也受了我的影响，参加 剧社的工作，到民众夜校教课。我们都住校，他每周回家，而我 是长期住校，偶尔回一趟家。伯父只知道我在学校演戏、教夜校 很忙，并不了解我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岳祥回家也不说学校 的事。 1936 年暑假，我从麦伦毕业。毕业前，我把有关学联的活动 全部移交给了比我低一届的同学张则孙，他是李公朴的外甥，是 我介绍参加抗日救国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当时也是麦伦 学生自治会的成员，我和他一同参加学联核心的活动。1938 年他 也去了延安。 · 18· 第一章 走向革命(1927 —1937) 麦伦高中毕业，我面临今后的去向问题。我原打算进北京农 业大学，而家里人，尤其是大哥贻祥，坚决主张我去国立上海商 学院学财会。我的志向和兴趣根本不在财会，不愿经商，而且我 了解到当时商学院内国民党反动势力很猖狂，心里很反感，更加 不愿意进这所学校。当时我的伯母刚刚病逝，家里笼罩着一片愁 云，想到伯父长辈们长期对我生活、学习所给予的关心爱护，实 在不忍心违背他们的意愿，便报考了上海商学院。我以敷衍的态 度去考试，考得并不好，但没有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1936 年秋天我进了商学院，党组织派来领导我的是佘崇懿同 志，她原是爱国女中的学生，中学联成立时，她曾到麦伦找过 我。佘崇懿帮我和商学院一个党的关系接上头，这位同学告诫我 要小心，说院内有人怀疑你是 CP，可不要轻举妄动，所以我在商 学院故意表现得很“灰色”，打打球，写写毛笔字帖。这年 12 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扣押，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慌失措如丧考妣，商学院那些平日趾高 气扬的反动学生也垂头丧气。一天晚上，余崇懿在复旦附中宿舍 召开党小组会，同一个小组的还有复旦附中两个学生。会议中 间，突然外面鞭炮声响成一片，一打听，说是蒋介石被释放了。 我们不知究竟，请佘崇懿向上级组织问个明白。过了几天佘告诉 我们，释放蒋介石是我们党的主张，是为了避免内战，一致抗 日。蒋介石被释放回了南京，商学院要开庆祝会。同宿舍的同学 告诉我，有人说我与上海戏剧界有联系，要我参加庆祝活动的筹 备。我非常反感，我怎么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转念一想，过去我 在麦伦的演剧活动他们可能知道了，于是我跑回麦伦，在张则孙 的宿舍里躲了三天，等庆祝活动完了才回到商学院。 一个学期快过去了，在商学院这种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我感到 十分苦闷。早就知道瓦窑堡红军大学招生的事，这时我决心离开 - 19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商学院，离开家庭，离开上海，到西北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余 崇懿，要求组织支持。她说上海地下党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交通 路线中断。我提议绕道北平，到北平再想办法。余崇懿把我的想 法向上级报告，请组织决定。不久她通知我，组织同意了，并且 告诉我，上海还有一个党员——浦东中学的林瑾 (林平琦) 与我 同行，让我们到北平后去找马寅根。马寅根是回民，原来是正风 中学的学生，也是上海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我们早就相识。有 一次飞行集会，集合地点定在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电车站，陈家 康拿白色手帕以擤鼻涕为发动信号，马寅根一看便在电车站跳起 来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即冲进先施公司，以此召集群 众。就这样，他被捕了。后来组织决定，他从上海撤退去了北 平。余崇懿给了我一封与北平“民先” (民族解放先锋队) 接头 的介绍信。我一看就说，我是党员，我的组织关系怎么办? 佘崇 懿说，党的组织关系找马寅根。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马也是共产 党员。但是，他在北平什么地方，佘也不知道，林瑾为此很担 心。我说，只要他在北平，我一定能找到。 那时已临近春节，商学院已经放寒假了，我把衣物依然放在 学校，对家里人说，假期很短，行李就不拿回家了。我写了几封 给家人的信，让朋友在我离沪后从不同地方寄出，免得家里人四 处奔波寻找。临走前我住在正风中学学生宿舍，只从商学院拿走 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一些 Et用品和衣物。我需要一笔路费，因为 怕惊动家人没敢向家里要，只能自己想办法悄悄筹划。佘崇懿帮 了大忙，当时她的丈夫在海关做事，资助了 20 元。这中间我回 了一趟麦伦，张则孙早已知道我的计划，我去麦伦为的是与沈体 兰校长告别，其他的老师同学一个也没惊动。沈校长听说我要去 西北，沉吟了一会儿，问我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他，我有朋友。 他二话没说，当即拿出50 元钱给我，对我说：“祝你一路顺利!”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