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处偏远，远离全国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远比中原及东南地区落后，湖南的知识分子思想也偏于保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了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早在理学兴起和形成的宋代，其就对湖南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敦颐（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老师）就是湖南道州人。北宋初年，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建在长沙；南宋时，作为理学家的张浚、张栻父子又在长沙创建了另一个书院——城南书院。城南书院也是湖南最有名气的两大书院之一。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这两个书院讲学，弟子达千人。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山长（老师）都是习宋明理学的。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清代著名人物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等，包括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他们之中，有的是在岳麓书院学习过，有的是从城南书院毕业。道光年间的山长（山长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时，受业者称之为山长。宋代将南唐在庐山白鹿洞所建国学，改成白鹿洞书院，作为藏书讲学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明清沿袭元制，乾隆时曾一度改称院长，清末仍叫山长。废除科举之后，书院改称学校，山长的称呼废止）欧阳厚钧、贺熙龄等人，就是直接向他们传道授业的老师。尽管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可是对湖南的影响不大，程朱理学在这里的统治地位没有动摇。

二是学者面向现实，注重研究有用的学问和社会实际问题。他们把倡导理学作为一种拯救危机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准绳，而不是陷入空谈“义理”、“性命”的思想牢笼中，这与传统宋明理学只限于空谈穷理尽心有重大的区别。正如唐鉴所说：“内期立身，外期辅世”，“守道救时，要躬实践，发为事功，期于辅政”，这样，在“宋学”营垒中，也涌现出一批既以“程朱为宗”，又以“拯时”、“经世”为志的地主士大夫。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学用结合的优良学风和治学传统即为经世致用。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和特征不尽相同，但大体上总以关心社会政治、匡时济世、讲求实际为主旨，即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让传统儒学直接、有效地为现实服务。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古代，学者将“经世致用”作为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战国时，七雄争霸，社会大变动，于是有才学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奔走，到处游说，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把他们的知识运用于现实政治。同时，为了总结经验，为后人提供历史的殷鉴，他们著书立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名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这种“经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一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