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到的这两点，便是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又对湖南及整个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代湖湘这块土地上走出来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既讲求程朱理学，又怀抱“经世”之志，注重经世致用。他们对清廷满族权贵的昏庸腐败，社会的种种黑暗，虽然也有不满，并有种种抨击，但是综观他们的政治态度，温和、忠君在他们身上有更突出的体现。因此，当农民大起义威胁到清廷安危之时，他们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对之进行残酷剿杀，绝不手软，涌现了一大批清廷的“功臣战将”，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中兴名臣”，湖南就占了三个。在强敌入侵面前，湖南更是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外交家，敢打敢拼、不畏强暴的硬汉、民族英雄。在西方近代化大潮的挑战面前，首批开眼看世界、率先作出回应的有识之士当中，又不乏湖南籍人士。所谓洋务运动的四个重要代表人物，湖南亦占了其中三个。

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便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学术氛围和社会大环境中度过了他的青壮年时代。步入官场之前，他是新经世说的信徒；步入官场后，又是一个出色的身体力行者。“经世致用”、“精忠报国”、“民为邦本”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他关心国计民生，办实事，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恪守理学“义理”的信条又使他终其一生无法突破“忠君”的樊篱，而只能在“中体西用”的范围内有所作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同样给予左宗棠极深的影响。因此，要想全面地了解左宗棠这个人，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造就左宗棠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