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有一次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一百三十卷，是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左宗棠喜欢书中所描述的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故用心玩味探索。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还有齐召南所作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的书籍。这几部论述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军事、财经、水利的名著，内容既丰富又实际，绝非空洞无物的八股时文所能比拟，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祖禹与顾炎武寝馈史地之学多年之后，以历史与地理相互印证而写成的兵要地理与政治地理之书，极富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于是，左宗棠便专心致志地攻读起来。左宗棠读书非常认真，凡他认为可以施行的，都一一抄录下来，另行编存，有的还加以评论。他曾评论《读史方舆纪要》说：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存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沉迷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