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又叫童子试），名列第一，旗开得胜。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为此，知府张锡谦特别召见了他，以示鼓励。此刻的左宗棠，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院试按例是由皇上亲自派遣学政（俗名学台）到省去主持考试（这是以县为单位的考试，及格才算是正式秀才）。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冲击院试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地传来母亲余氏亡故的消息！母亲这一死，不但从情感上给了左宗棠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务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在考场一搏，须等三年之后了。谁知造化弄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去了。如此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而且，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出它的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现实，对匡正时弊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他们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最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来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便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期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科举考试失意之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十六岁之后是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16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