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左宗棠第三次上京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归途中，受陶澍再三邀请绕道去江宁（今南京）拜望了陶公。这时的陶澍已重病在身，见左宗棠来访，十分高兴，留他在节署之中住了10多天。一天晚上，自感不久于人世的陶澍撤退下人，与左宗棠单独谈心。说及各自的家小后人时，陶还为其子陶桄（音ɡuànɡ，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瑜。这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心想，无论是从名位、门第来看，还是从年龄、辈分来讲，自己与陶公实在相差太远，于是起身长揖，口称：“实在不敢高攀。”陶澍说：“若说年龄，我俩的年龄相差甚远，但儿女均为5岁，十分相当。若说地位，30年后，你的地位必在我之上。我宦游大半生，还没见过超越你的人，请莫再推托。”

左宗棠欲言，陶澍咳嗽不已，左宗棠轻轻用手拍着陶澍的后肩，将枕头垫在陶公的腰后，扶陶公半卧着继续交谈。陶澍说：“我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我死后，桄儿便如同你的亲生儿子，若能育之成材，不辱陶氏家风，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不单桄儿托付给你，因内子不敏，我的家事也全托付给你了。”

谈到此处，陶澍握着左宗棠的手，老眼中盈着晶晶的泪。

左宗棠大为感动，一来是感激陶公的知遇之恩，二来是激起了自己经世济民的雄心壮志，他似乎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左宗棠说：“中堂请放心，既然如此，我就依允了小女这门高攀而来的婚事。左宗棠今生当为教公子成才而竭尽心力。我已会试三次，看透了考场弊端，从此以后，再不赴京会试，将读书课儿，躬耕农庄，以湘上农人终也。”

就这样，堂堂两江总督与会试落第举人结为儿女亲家。这种联姻，不独在当时罕见，就是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也可谓寥寥无几。

左宗棠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抄录了十数册的《畿（jī）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这对他而言不能不有所刺激。因此，在他发迹后，对清廷中一些具有高学位的官吏，极尽傲慢轻蔑之能事。自己选用人才，也往往多看才能而不重视学位。我国封建社会那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实在是压抑和摧残人才。但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下，学位往往被看成威望和荣耀的资本。以左宗棠的才能和个性，不能在会试中获取高位，这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严酷的现实使他意识到，科举这条道路不是为他这样志高才大的寒士所设置的，因此他“绝意科场进取”，从此把全部精力与心思都投入于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学”。科场角逐的失败，进而把他逼到了另一条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