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让左宗棠感到万分的愤慨。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事态的发展与左宗棠的愿望大相径庭。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还因是清朝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还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歧途。

祖国的东南半壁失去了屏障，暴露于西方列强的铁拳之下。朝廷懦弱，任人欺凌。消息传来，左宗棠赋诗感时，忧愤难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左宗棠被泯灭不了的“匹夫”责任感苦苦地冲击着。欲投国，恨无门。左宗棠于无奈之中苦叹：“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呀！”

左宗棠对这一严酷现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