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早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内，因胡林翼的推荐，曾邀左宗棠去他的幕府。左宗棠因事未能前往，但稍后给胡林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对林则徐极为敬慕的心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众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gǎo），未著客籍之一士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因年老体病，从云贵总督的任上回老家福州看病，途经长沙。在这之前，林则徐曾被遣戍到伊犁，在新疆办理开垦，受任陕西巡抚，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许多深刻的认识。

林则徐久闻左宗棠奇才之名，路过长沙时，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的一艘船中相见了。左宗棠在夜里急匆匆前去拜见，结果由于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

林则徐与左宗棠长谈，并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他。林则徐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之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仅有的一次会面，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这次会面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面中，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临别之时，林则徐还在舟中手书一联赠给左宗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此后，左宗棠常以此联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

左宗棠尽管身居山乡内地，然而此时地主阶级经世思想的热风已吹进湖南城乡。而左宗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股潮流，较早地涉足经世之学，并毅然抛弃科举仕途，以集中全部心神和精力致力于经世之学，走出一条宽广的求知之路，这是他的内在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在这条治学的道路上，能否卓有成效、能否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就是他先后结识了几位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经世派、改革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使其得以直接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和熏陶，这又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的。从这一点来说，他倒是那个时代的幸运者。如果没有青年时代贺熙龄的慷慨借书和热诚指点；没有八年执教陶家博览历代经世致用图书、典章、奏疏、舆图等，后来的左宗棠绝不会对经世之学有那么深的造诣。这一切都为他后半生的功业奠定了雄厚而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还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尤其是从林则徐身上，学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美德：关心国计民生、做实事、爱国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