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浙江一带，一石漕赋，农民需要缴纳二石五六斗米；折色纳银，米价一石二千，折价竟至八千、十千以至数十千。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安徽浮收超过正额数倍，折价超过十数倍。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折色每石竟多至十八九千、二十余千。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缴纳数两；漕米一石，须缴纳数石。对此连曾国藩也说：“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加之地方官催漕如逼命，老百姓恨透了清政府的黑暗统治，把这些贪官污吏叫“蝗虫”。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地会领袖万大洪在发布的告示中深刻地揭露和控诉了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清政府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另外，地主阶级在交纳赋税时自然也因银贵钱贱而受到损失，于是他们就通过增加地租额、改收货币地租、隐瞒田产等手段把自己的负担和损失转嫁到佃户和自耕农身上。这样，清政府的繁重赋税、贪官污吏的搜刮勒索以及封建地主阶级重租、转嫁等重重剥削，不仅使那些无地的佃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也迫使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濒于破产的境地。据清朝大员密奏，鸦片战争后，江南膏腴之区的苏州等地，有许多农民因交不起赋税而弃田逃亡，其他地区更可想而知了。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这一切，都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双重压迫的结果。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被迫走上了自发反抗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