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占领区组织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但到1926年底，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已出现了手工业者同小商人、店员同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

陈独秀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明确指出：民众运动已出现向左的倾向，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

汉口会议闭幕不久，一向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的共产国际，突然改变策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于1927年1月做出一项激进决议：利用工农运动高涨之机，把在野的共产党推上历史舞台，令其迅速取得部分军权与政权，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

共产国际之所以做出如此决议，其主要原因便是北伐军顺利北上，国民党极有可能迅速统一中国，而苏共中央担心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

对此，陈独秀颇感困惑。显然，共产国际过于相信群众运动，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诸如土地国有，“通过军队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等主张，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无异于是纸上谈兵。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地盘，甚至没经验、没政策、没干部，在根本没能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结果可想而知。

但共产国际的决策令共产党人一度激情满怀，他们相信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时期”，此后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仅武汉在两三个月内，便发生罢工150余起。

但由于没有约束与引导，工人、店员群起要求加薪，甚至加到“骇人的程度”，单方缩短工时甚至随意旷工。工会权力极大，任意抓人，私设公堂；随便中断交通，没收商户财物等。湖南农运则大搞贫农专政，甚至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仅对其随意捕杀，而且游街、罚款、私分其家财；甚至截扣军粮，抗捐抗税，为所欲为。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三分之二以上。

令武汉政府更为不满的是，其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主要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而农运不仅分其军官家中土地，连士兵养家汇款都予截留，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国民党人自然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国共两党矛盾加剧在所难免。

抵制“左”倾，成了右倾代表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爆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在北伐军薛岳部的支持下，工人武装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鉴于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要求，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形势骤然紧张。4月1日，汪精卫自国外翩然归来，陈独秀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汪精卫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称：

“有人说国民党领袖将要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和纠察队，这种谣言不知从什么人嘴里传开？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召开会议，声明决无摧残共产党和工会的事，并要求革命人民不要听信任何谣言……”

但“汪陈宣言”发表6天后，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在南京另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