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开警察的追捕，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入，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虽然连日奔波受了风寒，有点不适，但他还是稍事休息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见到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认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6]

[6]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陈独秀不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蹲守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处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