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在箭杆胡同的家常常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由王姓三人出资建造，“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往往在陈独秀那里小坐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河南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便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2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中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三益里一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

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7]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7] 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