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罗章龙曾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25]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25]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间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26]

[26] 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之时，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地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过是邵力子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

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支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他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27]

[27] 《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风行全国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并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之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47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

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

此处，摘录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31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