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2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32]、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32] 此处叙述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因此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