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去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23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老渔阳里2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叮叮当当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61]

[61]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10月4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法租界官方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1921年8月2日《上海生活报》曾刊载：

前天[62]，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62] 指7月31日。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7月30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老渔阳里2号，恰恰又在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10月4日下午，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打开前门，只见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