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老渔阳里2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老渔阳里2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老渔阳里2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了！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个人掩遮，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10月19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能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21年11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两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T.S.CHEN[63]

[63] 即陈独秀。

1921年11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