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与戴蒙德见面是1990年。长岛冷泉港实验室主任詹姆斯·沃森邀请戴蒙德和我共同组织一场会议，庆祝这处著名研究机构成立100周年。会议主题为“进化：从分子到文化”。如今想来，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到场的一群德国语言学家。他们讲起话来，十分直接。戴蒙德主动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我可能也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着语言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语言。随着历史的延续、时间的发展，语言会逐渐变迁。从表面看来，这一现象与生物种群随地质时代的演变而变化存在相似之处。语言学家研究出成熟的方法，通过对古代失传语言（例如原始印欧语）的衍生支系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能对其进行重建。这样的方法，在进化生物学家看来，再熟悉不过。特别是分子分类学家，在沃森-克里克提出全新理论之后，更是整日与所谓的分子文本打交道。而且，我们的类人祖先首次产生语言能力的情境，也是生物学家十分好奇的话题（虽然在某些语言学家看来，这一问题因无法追溯，所以是禁谈的）。1866年，巴黎语言学协会宣布，由于该话题永远无法找到答案，所以禁止对其继续进行讨论。

这样的禁令，在我看来极为荒谬。无论重建工作有多难，语言一定存在一个起源或几个起源。一定存在一个从祖先的前语言状态向语言状态过渡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是真实存在的现象，无论巴黎协会对此有着怎样的好恶，都确确实实地发生过，而对其进行猜想，并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祖先，是否经过了一个像大猩猩手语那样的阶段，虽然词汇量丰富，但不存在如今人类独有的层级嵌套的语法？这种层级嵌套语法结构，是不是突然间由某位天才个体提出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向谁传授了这种方法？语法是否像软件工具那样，随内在的无声思想而诞生，后来才通过有声语言的方式实现了外部化？我们能否从化石中分析出我们各类祖先能够发出的声音范围？这些问题，即使超越了我们的能力所及，也必定存在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会在下一章继续讨论这些话题。

戴蒙德和我保持着通信，一起做出一份会议嘉宾名单，但我必须承认，大部分专业工作，都是由他完成的。等到会议真正召开时，却令我颇有些困惑。会上，语言学家自信地宣称，能对相对较为临近的古代语言（如公元前3500年的原始印欧语）进行重建。这样的自信令我颇为钦佩。对原始乌拉尔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我完全能够理解。通过更加严格的类推工作，我想，从理论上可以将这些原始语言输入到同样的重建熔炉中，然后就能生成一切原始语言的始祖—“原始诺斯特拉语”。但事实上，我觉得，就连许多语言学家都觉得这样的方法有些太过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