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第19路军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最早通电请求蒋介石复职。但不久蒋汪合流，汪精卫取代了孙科行政院长的职位，陈铭枢的副院长也改为宋子文，仅获交通部长一职。南京中央政权有了地位更高的粤人汪精卫后，陈铭枢所能起的作用自然下降。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此后，陈铭枢开始由拥蒋转变为反蒋，最终爆发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

陈铭枢领导的福建反蒋事变最终失败的原因众多，但他在宁汉、宁粤对峙期间始终拥蒋反粤、打击桂系，自然引起两广势力的不满。正因为有此前嫌，尽管宁粤对峙后以胡汉民为首的两广地方势力仍然不放弃反蒋，但在福建事变中并没有给予陈铭枢有利支持。本人以为，陈拥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始终反对汪精卫。而当蒋二次复出后又再次联汪，是他反蒋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宁粤对峙期间，他自认为帮蒋立下汗马功劳，且居双方调停人，导致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终因不满蒋复出的权力分配，从此走向反蒋的道路。

三 每次下野前的布置

在蒋介石的三次下野中，第一次是他最无奈，也是力量最弱的一次。他的下野在一定程度是临时决定。据吴稚晖当时回忆：

八月十一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我们还是不懂得。八月十二日，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凶凶，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

蒋介石原本期望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监察委员继续支持他，一方面获得同武汉方面抗衡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也期望能够压制宁方内部同为监察委员的桂系成员的李宗仁和黄绍竑。因此，他才向吴稚晖等人表示“我服从监察委员会”。但桂系中的“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而何应钦也赞同桂系的主张，如此一来，蒋介石失去了与武汉对抗的资本，被迫辞职返乡。因此，他的第一次下野时，几乎没有时间来布置。

第二次下野时的蒋介石，其力量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减少“再起”时的障碍，蒋预先做了周密布置。他在12月15日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 会后10时才赴中常会提出辞呈。 另据《黄郛日记》载，蒋介石曾于12月6日令钱昌照转商黄郛，请黄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黄郛以“非其时其地”而婉辞。

在蒋介石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多为听命于他的军人。这一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第二天，蒋还特意致电各路军总指挥、军、师长表示：“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 这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为准备“再起”埋下的种种伏笔。

蒋介石返回故乡后，根本没有下野赋闲，而是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发展。1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辞职后于国事心更切也。” 但他又不肯在条件不成熟时轻易复出，用他自己的话讲：“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重起炉灶”，是极而言之的话。但蒋一定要将方方面面布置妥当，才肯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