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当他再次复出后，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围绕上述失败原因，努力进行调整。首先，他在二陈控制的CC系统之外，建立起绝对服从于他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此解决他“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困境。同时，蒋介石还努力改善与“智识阶级”的关系，广泛吸收知识界精英参加政府，从而扩大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为自己即将下野进行铺垫。他表示：“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事实上，此刻的蒋介石并没有最终决心下野，他在当天考虑个人进退时曾作如下分析：“进之原由：甲、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变化；丙、静观共党内部变化。退之原由：甲、痛恶现在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改造，更不得整顿；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但随着他在国共战场上的失败和美国对蒋的放弃，蒋被迫于21日下野。

这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反思道：“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实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释重负也。”但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事实上他不可能“如释重负”，下野当天就夜不能寐,“二时后初醒思虑不能安眠，三时起床，朝课后拟定本日工作及会客程序。”尽管下野后返回家乡，但他仍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再起”。22日，他在这周日记中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检讨此次下野的原因：

今后立国、建军、剿共的制度之确立最为重要。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之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而不为之失败？至于现代之制度不外三种：甲、以党统政、统军（俄）；乙、以军统政而党在幕内主持（战前之日德）（军国主义）；丙、以政统军而党从中为之指导（英美）。今后之中国在剿共未平以前，惟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而党只可在幕后主持，不能显露，免为民主国家所误会。

比较蒋介石第二、三两次下野前后的反思，有一非常有趣的形象，就是他都使有了一个词：“另（重）起炉灶”。1932年1月他在反思失败时曾表示“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而1949年1月再次表示要“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