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5月17日）尽管他所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条件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呢。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6月16日）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他组织也。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导，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 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实的心态。

蒋介石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常常偏爱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

同样，在建立力行社时，他并没有放弃“CC”原有系统，而是授命陈立夫另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青白团”，其成员同样是以青年为主。4月7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为念”，督促陈加紧组织。据陈立夫回忆：“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 可见，蒋介石完全是有意让双方相互竞争。复兴社骨干陈敦正曾回忆说：“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

无论是“军方”的“力行社”，还是“党方”的“青白团”自成立后，并非只在各自的地盘活动，而是相互挖墙角。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会”首先将触角伸向CC系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学校发展势力；而陈立夫在组织“青白团”时，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况，并一度成功收买力行社成员葛武启“泄露组织秘密给陈立夫”，此事“被贺衷寒发觉，干事会决议处以死刑”。但被蒋介石阻止而未果。 蒋介石明知陈立夫此举不妥，但仍袒护陈。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力行社为葛武启案起纠纷，小学生之难御也。”两天后，蒋介石亲自“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6月2日）这天似可视为“青白团”的成立日。但陈立夫的作为并不能令蒋满意，组织发展缓慢。半年后，蒋再次与陈“谈党事”，明确告诫陈“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11月30日）

即使是在力行社内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三百余人，也同样是拉帮结派，纠纷不断。邓文仪之子邓元忠采访了数十位力行社成员而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地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