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革命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关口。创业的第一代领袖大多能力超凡，长期在其荫护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常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而党魁易位又尚未建立常规法理机制的情况下，党内接班人之争便应运而生。

孙中山去世后，党魁继承人之争最初主要在胡汉民与汪精卫之间展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地位均较浅，本无置喙机会，但乱世政治难以预料。孙死后仅一年，蒋介石竟脱颖而出，异军突起。过去学界多将焦点投注于蒋、胡、汪三大巨头的权力争斗与权力消长，而对三巨头之外的党国元老在党内斗争中的政治向背及其影响则关注不够。本章试图就蒋介石与党国元老关系的演变，作一粗略的梳理。这里所称的“党国元老”主要以“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和“民国四老”为中心，讨论时间集中于1925－1932年间。

这一阶段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为接班人之争与党统之争，同时亦夹杂着国共之争和路线之争。

北伐时期，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 “党外无党”不仅意味着其他政党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派系势力不能脱离原党另立新党，否则就可能丧失党统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党内不同派系为了合法存在，必须首先在党内制胜对手，争夺党的“正统”，然后以“中央”的名义号令全党，宣布对手为非法的“伪”组织，或取消对方成员的党籍。“党统”既成为一项极重要的政治符号，争“党统”自然也成为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内各次文争武斗的核心问题。陈诚在晚年回忆录中谈到：“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 陈诚所谓的“诸侯”，想必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而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并不例外。

谁是“党统”的代表？“党统”的象征是什么？

1931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党内长期存有“无粤人胡、汪即不成党”的看法。 这一看法表明，胡汉民和汪精卫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党内同志视为“党统”的象征性人物。蒋虽称不认同这一“奇言”，也要求党内同志不要为这一“奇言”所惑，然而蒋在南京政权初期，要么联胡以制汪，要么联汪以抑胡，均难以完全摆脱胡、汪而独立特行，这恰是无法回避“奇言”在党内的巨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自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党的全代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于是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党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继西山会议之后，诸如粤二大、沪二大、粤四大、沪四大、宁四大、改组会议、扩大会议、非常会议等纷纷出笼。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与中央监察委员，其身份也具有某种“党统”象征性。尤其是前两届的中央委员，在国民党内多被视为“党国元老”。这些党国元老虽然不掌握枪杆子，却在党内具有某种号召力和特殊地位，亦因为此，蒋介石在处理与党国元老的关系时，既要利用党国元老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又想摆脱党国元老对自己的掣肘。蒋如何拿捏与调和两者的关系，自然也值得我们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