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子壮看来，北伐成功后，蒋介石以为应休养生息，党的政策多听从一批“老先生”的“无为”主张，转向右倾保守，导致党内有志青年与中央离异，是其重大失误：

余默察蒋之以往，其勇于负责，时求进步，故能立足今日而屹然为全国之人望，固人所乐道，而其缺点，则在识见较差，缺乏远见，今日吾国之病症，曰外患，曰共匪，其关键实在十六年北伐成功以后，蒋先生太右倾之所致也。盖自十三年本党改组以还，老衰之党员以不能与共党竞立，即退出革命之战线，而主张反共，但总理当时之政策，实欲在党内另训一批能以艰苦奋斗之青年干部，经十三、四、五年之苦斗，本党精进勇猛之干部，实已育孕而成，北伐告成时，蒋先生如能以此干部为中心而继续活动，内可无各派之树立，外可灭共党之势力，盖彼时之青年同志，以中央政策陡变，于是表示非常不满，一部之入改组派，一部激进者之入共党，要均受彼时中央政策之刺激也。……此非蒋先生一著之错而致此乎？

王子壮也承认，“彼时之青年干部，义愤有余，能力不足，故所作所为，亦极幼稚，更处处予人以口实，甚且以打倒土豪劣绅为号召，反为所利用或被拥为新劣绅者。” 那时党员多为北伐时期加入的知识青年。据1929年统计，29岁以下的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56.1%；从入党时期来看，1926和1927年入党者占79.3%。 蒋介石认为，这些年轻党员见识浅，无经验，好冲动，易滋事，言行幼稚激进，染有共产党的某些作风。他说：“我们一班党员，要自己知道我们一定有很幼稚的言行，我们既无十分经验，又在目前共党势力尚未消灭之时，不知不觉之间，免不了会袭用共党手段和政策。” 如果将国家大事交给这些年轻人，“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 鉴此，蒋介石不敢放任他们入仕从政。这一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一批国民党元老的心态。

蒋介石当时的首要考虑，是如何维持由北洋政权向南京政权的平稳过渡。在他看来，保守现状是维持稳定的第一因素。而要保守现状，最好是援用“老成”而“富有政治经验”的人参政议政。查阅蒋介石日记，可知这一时期蒋介石常与商谈时政大计的重要人选，除“四老”外，还有谭延闿、戴季陶、朱培德、张群、黄郛、陈景寒等人。

四 培植少壮，闲置元老

1928年3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老成者之上，总理在日尚难应付，无怪陆荣廷、陈炯明之不绝也。吾惟行其正道，不与内争，以待时局之转而已。”

很显然，蒋对党内“老成者”亦有“难于应付”的苦衷。在王子壮眼中，“蒋先生太右倾”，“老先生根本不了解革命的意义”，蒋与老先生之间似无区隔。其实蒋对“老先生”们也时怀不满，时常抱怨“老先生”“不通现代政治”。兹摘引数则蒋的日记：

1927年11月15日：下午与静江兄辩论制度，彼以中央政府之权完全消除，而任各军区自由处置，余对现局虽赞成相对分治，但绝对反对其议。静江对于政治实太无根底也。

1927年12月9日：静兄来谈，石曾、稚辉[晖]、孑民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不顾党之存亡，与其主因，并对余怀疑，乃知前明之亡国，全为书生争尚意气，一日之胜负，久而使无智军人肆无忌惮，以养成亡国之祸，痛哉。静兄之使人难堪，古今忠节之不能见信于世，前后无异，何胜浩叹。

1927年12月15日：腐化老朽，贪位误国，官僚不除，何以革命。除益之[朱培德]与亲戚外，几乎全体抑制我，不能出山，而民心与时代至此，岂能终止乎？余当不顾成败，必出而任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