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城市并非为一个所谓的“伟大设计”所决定，而是诞生于一个伟大的机制。

故宫缓冲区道义存焉

经过八成网民的热烈支持，故宫缓冲区的大方案被送到世界遗产大会表决。缓冲区内一度欲大幅拓宽的德内大街工程，或许将胎死腹中。但北京市文物局称“缓冲区内尽管禁止大

拆大建，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会禁止”，这会不会又使这个工程起死回生？

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在去年苏州召开世界遗产大会期间，曾有19位文化界人士向大会提出：停止对德内大街的拓宽，同时也停止对钟鼓楼附近旧鼓楼大街的拓宽。这两项工程均在目前的缓冲区内，德内大街工程停滞至今，旧鼓楼大街工程依然故我，经拆房伐树，已成一条大马路。

扩建这样的大马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即使完全抛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因素，我们得出的结论仍是糟糕。为什么？因为去年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已经明确，北京的交通拥堵是因为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以旧城为核心的地区。仅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的旧城区，承载着城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以及三分之一的交通流量。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通过发展新城向外疏解功能。《总体规划》据此提出在保持旧城传统街道肌理和尺度的前提下，“建立并完善符合旧城保护和复兴的综合交通体系”，“积极探索适合旧城保护和复兴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因此，北京的交通拥堵并非马路不宽，而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郊区居住却在中心区上班，城市的结构出了问题。

在目前城市功能未能疏解、公交优先政策未能落实的情况下，一味地在旧城区扩路，只会把外围的交通洪流直接引入并泛滥其中，如同大江决堤，旧城将被“淹没”为一个汽车与尾气的“海洋”，这与《总体规划》确定的“宜居城市”目标背道而驰。从这个层面来看，真正按照国际惯例推进故宫缓冲区的保护工作，意义已超出保护本身。

长期以来，“不能让死的拉住活的”主宰着这个城市的命运。1953年北京市政建设局及市各区委在审议城市规划时提出“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1958年甚至还有改建故宫的提法。由于思想上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行动上自然是在旧城上面盖新城。结果呢？中心区成了一个死疙瘩，引发一系列城市问题。

由于拆迁耗资甚巨，新建筑势必往高处生长，可旧城中心又是一个大故宫，高度必须控制，于是故宫让一些人特别头疼，如何突破故宫周围的规划控高让一些人绞尽脑汁。近十多年来，王府井一带，高楼纷纷盖出来了，这倒真正形成了对故宫的“压打之势”。可这样的“压打”，又使新北京陷入困境，因为如此高密度的功能聚集，已伤害了整个城市。于是，《总体规划》提出了城市结构调整命题，力图实现老城与新城的分开发展。人们终于理解：原来新的和老的，是共生的而不是相克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故宫缓冲区的方案提出了。这个方案能否高质量地实现，可谓道义存焉。所谓“道”，即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道”；所谓“义”，即民族文化传承之“义”。

2005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