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的瘦弱背影时则不由发出无尽的感慨。

1949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19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1949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里病倒下来。”沈从文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

（1990年12月7日口述）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

（1998年3月17日口述）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产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代思想，丢掉对美国、国民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被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1998年4月14日口述）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两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沈从文每逢政治运动来临，在奉命而写的思想交代中时常提到在“革大”结识的一位老炊事员，甚至表示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博物馆安心工作，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总想念在（革大的）政治学院学习经年，每天在一起的那个老炊事员，我觉得向他学习，不声不响干下去，完全对。”（摘自1968年12月沈从文检查《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