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当初还为此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老同志》，但他承认这次难得的试笔失败了。

笔者向史树青先生打听这位老炊事员的情况，他说：“我不太了解此事，但我知道沈从文在那样环境中，还是乐于与下层群众接触，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信息，另一方面交这样朋友解闷比较放心。当时学校里什么人都有，有汉奸，有特务，比较复杂。”

据沈虎雏介绍，父亲沈从文在“革大”的学习成绩较差，大多在“丙”、“丁”类。父亲说过，对他教育最深的是说话最少的炊事员，教育没效果的恰恰是说话最多的人。

沈虎雏告诉笔者：“父亲对使用政治术语的表态很低能，一说话就为难，比较反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被陆续安排在报上亮相，发一些检讨文字。他理所当然属于应写的人，但文章发表得很晚。他那篇《我的学习》，文字非常生涩。他在‘革大’时就准备写老炊事员，这位老炊事员是劳模，他的画像与马恩列斯像堂而皇之地挂在一起，这是延安传统。父亲去四川参加土改，还多次修改这篇小说，改了不止七稿。实际上没人组织他写这类稿子，他只想找回‘用笔’的能力，歌颂朴素的劳动者，写得很吃力，投入很大精力。但写得不成功，不大像小说，文字不好，拿不出去。”（2000年3月14日口述）

沈从文感到，以前自如的文字没有了，现在滞住了，文字能力受到很大制约，面对的障碍太多。考虑这，考虑那，结果什么都写不好。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透露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更加麻木。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长期担任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的陈乔从另一角度解释说：“我是1958年筹建新馆时，王冶秋把我从故宫调到历博。沈从文是有名的小说家，为什么放在历博，我说不清楚，我没看过郭沫若批沈的文章，只是听王冶秋在背后说过几句。这么多年来，在专家使用方面我们不是很正确的，对于专家不重用，对他们的劳动不重视。”（1998年5月6日口述）

馆里老同事杨文和告诉笔者：“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1998年4月14日口述）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1968年12月的一份检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