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李之檀1955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分到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当讲解员给他印象颇深：“沈先生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讲解，愿意把历史知识给老百姓。别的人有派头，很少去，而沈先生是自愿去的。第一次敦煌展在午门举行，他整天在午门上，一大堆观众围着他。平常展览也去，自己看了看也就讲起来。”（1998年5月5日口述）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沈从文逝世后不久，汪曾祺写下了《沈从文转业之谜》，解谜不得所解，留下满纸叹息。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1998年3月9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周有光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大约在50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在一旁补充道：“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是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

旧日情感的波澜牵涉到当下不同处境的当事人，这种微妙的刺激确实使自尊心极强的沈从文一时难于从容面对，敏感而文弱的他只能一躲了事。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私事找过他。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50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人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代历史。他业务不行，过了许多年还不行。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张文教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他主张应该买历史文物。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

（同事史树青1998年4月14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