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告诉笔者，沈先生很长时间内处事都很低调，不愿张扬。他记得有一次《人民画报》记者要拍一组怎样培养留学生的镜头，刚好接沈先生来讲课，沈先生知道要拍照，火了，大发脾气，坚决不让拍。

笔者在沈从文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的《创作计划》中发现，他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及自己从事研究的条件多有不满之处：

博物馆文物研究工作，实在相当薄弱，太配合不上新社会各方面需要，但是这一环继续落后，也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科学进军。举个例说，没有人好好地扎扎实实搞一搞丝绸服装和一些杂文物制度问题，连环画中的历史故事画，历史电影，以及旧戏改良，问题就不能好好解决，作出的东西总不免是不三不四，违反历史本来。有些还十分歪曲历史，给人一种错觉。

我这方面有的虽只是一些常识，如把常识再加强扩大些，有几万材料在手边，我想这对于国家还是有很多好处，也可以减少许多人力物力浪费！

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哪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统）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

（摘自1957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给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沈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想把沈先生收购、保管的藏品展览一下。别人不同意，说会惹事，会有打不清的官司。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大小事都能给人指教。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

沈先生为社会做了很多服务工作，有求必应，把知道的东西全告诉你，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的帮助。譬如来了一屋子工艺美院学生，沈先生给他们讲课，内容非常丰富；北京人艺经常来人找沈先生请教，如《虎符》剧组请他讲解古代服饰及生活习惯；轻工业部时常交给他技术性稿子，请他修改，他出了相当大的力量，一句一句地改下去；把故宫几个学生全带出来了，后来这几人全成了业务骨干。

据说总理推荐，沈先生做了政协委员。每次开会都很激动，在政协提了很多提案，涉及文物、工艺应用等，总想提高中国工艺水平。有时随政协视察，到地方看了很多文物，回来后把照片给大家看，激动地说半天。

沈先生在服装史领域是一个开创的人，没有人下过这么多功夫。他非常谦虚，编书时反复讲，不是写服装史，现在条件不具备，构不上史。坚持用“服饰研究”做书名，讲究分寸。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说，不能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水平。对那样所谓普及有看法。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认为领导不怎么读书，尽抓事，也不关心群众业务学习。

（同事史树青1998年5月8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