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沈先生做邻居将近十年，他住三间北房。“文革”中两间房被收回。他的那间小房里全是书，书围着他。他不串门，好相处，从不见他发火，在院子里坐着，常有客人来。我去他屋里，一谈起文物，他就讲个没完。

馆里的人挺尊重他的，沈先生能忍下来，与群众关系不错是一个原因。他对人很热情，爱说文物知识，沾上边就跟你讲。

“文革”中抄他家，据说也就四千元钱，也就那么一点家底积蓄。他买了不少服装、漆器等东西，捐了很多给馆里。

那些年间我们看沈先生，很舒畅的事没见过，开心事较少，心情郁闷的时候比较多。

（同事杨文和1998年4月14日口述）

1958年盖人民大会堂，同时筹建历史博物馆。领导下了死命令，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要多快好省地建起博物馆。建筑还没盖好，就已经开名单调文物，每段都有一个专家组出主意。我负责具体组织工作，记得后来约有三百多人参加建馆。

沈从文在建馆期间发挥了他的很多作用，他对库房家底清楚，在织绣、服装方面提了不少意见，提出皇帝、官僚和老百姓的穿戴款式。为了充实陈列，还把自己收集的陶瓷主动捐出来。在具体文物上，沈从文做了不少真假鉴定。

总理来审查两次，陈毅、康生、吴晗等也去了。总理说，历博先预展，听听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修改。当时确定六条原则，中宣部批准了，主要是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对历史人物要严格审查等。

（原副馆长陈乔1998年5月6日口述）

1957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老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口音不清，后来我们也慢慢听习惯了。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1958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沈先生一一审查，对提纲不满意，就自己重新写。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都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文革”后期，一直没有解决沈先生的房子问题，只给了一间半。厨房里还搭个台子，床上堆满一半书，留出只够睡一个人的地方。

（学生黄能馥、陈娟娟1998年5月6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