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计划中虽然感到“近十年不曾好好地用笔”，对“手中的笔是否还能恢复过去的活泼”存有疑虑，但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颇为革命化的创作设想：

我还希望能在另一时有机会为一些老革命记录点近代史事情，例如为何长工部长记下些有关井冈山当时情况。如记下成绩还好，就再找别的一位，如记南昌起义、瑞金扎根、长征前夕、遵义情况、延安种种……或记人，或记事，用些不同方法，记下些过去不曾有人如此写过，将来也不易有人写，而又对年轻一代能有教育作用的故事特写。

这工作似乎不能从个人愿望出发，要看以后机会条件去了。能有机会，在这个工作多尽点力，为老一代英雄先进留下些历史画像，即当成历史资料保存下来，不发表它，也十分有意义。如写得好，又还能给后一代年轻同志起些鼓励教育作用，我觉得工作就更有意义了！

（摘自1957年沈从文致中国作协《创作计划》原稿）

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沈从文想为老红军记录并撰写特写之事无法实现。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工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1998年5月30日口述）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1961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1961年6月21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住宿等问题做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他在致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自己花合理一些，不必要公家破费，望你能够同意，免得我住下情绪上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也失去了组织上让我休息之原来好意！国家正在事事讲节约，我们能从小处做起，从本身做起，我觉得是应当的。”张僖于1961年7月12日回信说：“旅费问题是小事，不要为这事影响休养和创作。”他在信中还说：“如身体情况许可，兴致也好的话，可以试着写一写；否则，恐怕还是应以休养为主，不要急于写东西因而搞坏了身体。”

沈从文到青岛后，经医生检查血压偏高，心脏不适。他坚持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他在给张僖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这个愿望：“为老师傅服务、协助，（与）他们工作交换交换意见，对他们的工作或许有好处。因为每一部门生产都碰到一个民族形式学习问题，具体明白当前需要，回来时为编几本书，对千百老工人普及生产品中的提高，必有些帮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