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8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体向前有益，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旧日朋友已经渐渐隔绝联系，沈从文为此伤感许久：“那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地，从不想到找找我。”后来到了1968年12月，他在检查稿中把自己与文坛老友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等人做了比较：“……（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儿子沈虎雏向笔者提到一点：“父亲1949年后对郑振铎有一种距离感，不太理解郑在官场上的处境。父亲看巴金、老舍等老友有时怀着仰视的心情，体会不了他们日子有时并不好过的滋味。提到他们时，写过一些酸溜溜的文字，这或许是他性格不够完美的地方。”

（2000年3月14日口述）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1959年3月12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慨：“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但是他自己写东西也不能自如了，当时提倡的创作方法对他不适用。1958年大跃进时，沈从文去了五趟十三陵水库，既参加劳动，又进行一些参观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型散文《管木料厂的几个青年》，收入当年有关十三陵水库的小册子中。

几十年后编父亲全集，沈虎雏反复阅读手稿，留下一句长叹：“他那时费了很大的劲写东西，可是一个工地的通讯员写这类文章比他还顺溜。”

沈虎雏评价道：“平心而论，这篇遵命作品水平很差，他不会写这种东西。在配合形势方面，也没有老舍那样饱满的热情和能力。”

令家人惊喜的是，在一堆残稿中意外地发现了大约写于1958年、与土改有关系的小说《财主何人瑞和他的儿子》。虽然用了阶级斗争分析方法，但文字俏皮、老练，一些段落甚至展现出他原有的文学作品的风采。沈虎雏找出后给母亲张兆和看，母亲异常兴奋地说：“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

沈虎雏说，家中谁也不知会有这篇作品，父亲从来没同家人谈过。

在1957年3月给中国作协递交的一份《创作计划》中，沈从文提到了两个中篇的写作安排：一是以安徽为背景，二是以四川内江丘陵区糖房生产和土改工作为背景。

他在此份计划中表示：“这些东西如能有自己可使用的时间，又有能力可到想到的地方去住住，并到别的地方去如像青岛（没有文物的地方）住一阵，工作或可望能够逐渐顺手完成，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照情形看来，也得在暑中或暂时离开工作，到湘西自治州或别的地方去，才有希望从比较从容情形中说动笔。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的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东西。（我写什么照过去经验，只要集中来做到头脑近乎疯的情况下，文字才见出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