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准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

……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下，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化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幸好只懂得这么一点政治）要懂得稍多，这时我也许不会到这里来谈话了。

（摘自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沈从文很快老了。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一直陪伴沈从文晚年生活的孙女沈红在台湾一家民间艺术刊物上发表的《湿湿的想念》一文中，这样描述了沈从文最后的日子：

这一片水土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即使走向单独、孤寂和死亡之中，他也没有消退过他的倾心。我记得爷爷最后的日子，最后的冷暖，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他默默地走去，他死得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