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曾有幸与汪曾祺先生有过几次交往，去过他在蒲黄榆的家中做客。他好客，但有时却安静得可怕，个性鲜明。汪先生去世后，我多半是从汪先生的好友、老作家林斤澜先生那里获知他的有趣故事。

汪曾祺先生的儿女都非常出色，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像汪朗、汪朝都是有求必应，这么多年帮了我很多忙。他们所写的父亲著作，我一直认为是作家家属中写作最棒的书籍，从不讳莫如深，情趣荡漾，乐不可支。

当时我最想读到的是汪曾祺的档案，因为知道1976年、1977年汪先生曾被迫写了十多万字的交代，以此来换取政治上的解脱。原本查阅档案之事想象很复杂，难度很大，但没想到去北京京剧团联系时，一递上介绍信，就受到老干部处同志热情接待。经过领导研究，他们同意我查阅部分档案。记得我第二次去剧团时，那一天刚好有京剧团老人去世，老干部处的同志大都去八宝山经办丧事，只留下一两位小姑娘看家。小姑娘打开柜子，抱出两捆东西，用一根塑料绳捆了十字结，上面有毛笔写的“汪曾祺”三个大字。

打开一看，大都是汪先生写的交代材料，约有十几万字，几乎每一个专题都有专文解释、辩解，有时一个题目会写好几次。汪先生用圆珠笔写，下面有复写纸，一式三份，笔触很有力量。还有一些是外调、揭发材料，大都涉及汪先生在样板戏的一些经历。我大约用了两三天时间在办公室查阅，对一些关键的资料做了笔录。这些手写的材料极为重要，如果书稿中缺失这部分材料，《汪曾祺的“文革”十年》就难以成篇。谢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诸位同志，你们的好心好意成全一个写作的梦想，成全一种史料的流传。

在此次采访中，我曾经想努力接近京剧团“文革”中两派人士，尽力想取得考证的平衡，但又很难成功，不少人不愿再去沾“文革”中琐碎、说不清是非的事情，有的人谈了最后又不让在文中引用。最难以忘怀的是老团长萧甲、老编剧梁清廉、老导演张滨江等老人，他们先后几次接受我拉锯般的采访，不厌其烦，细微至极。他们均是汪先生创作时的重要领导者、合作者、观察者，他们的口述绵长而又生动，是最出色的佐证材料。

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我引用了一些当时身居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扮演者）、钱浩梁老师（京剧《红灯记》李玉和的扮演者）的口述材料，从高层的角度来印证汪先生当时的创作状态。这十几年间与刘老师、钱老师私下来往较多，他们对我的个人影响很大，教会我如何看待复杂历史的奥秘，平淡对待生活中的中意和失意。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较早写到江青在艺术方面较为内行的提法，写到江青指点彩排、关心剧团事务的诸多杂事，通过萧甲的讲述，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江青的一些为人特点：“她对作者到了哪一层不在意，是什么分子也不看重，谁有才气就敢用谁，见了有才的人很客气。”当时写这些内容时还是有些怯场，畏手畏脚，生怕惹上麻烦。相隔十几年，我们看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似乎变得更加从容和客观，没有恶意的漫画，没有恣意的丑化。

汪曾祺去世后，老作家林斤澜一再感慨：“一生最好的谈话伙伴没有了，世上无人可谈了。”林老心境的落寞和荒芜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等同身受的，他们在过去险恶政治环境中生存艰难的境遇又何尝是我们所能体察周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