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1970年5月15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汪曾祺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5月19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定团里参加五二○群众大会并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祺的名字，他划在文艺团体序列里，排在总名单的倒数第二行。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呢。”

上天安门一事确实救了人。那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西北插队遇到麻烦，不服从第一批招工安排，不愿到县城做商业工作，惹得大队干部极为不快。正好赶上父亲上天安门，大队干部对政治风向敏感，就不敢贸然处理，只说了“深刻认识”就敷衍过去。汪朗说：“老头无意中帮我渡过小小的难关。他以后给我描述这事时很兴奋，当作殊荣，说看见了主席，说林彪念错了稿子。”

汪曾祺“文革”后在材料中谈到当时的心情：“上天安门，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我的名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在距离那样近的地方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很难忘的幸福。但是我不该得到这种荣誉。”（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从天安门回来后不久，剧团军代表田广文与汪曾祺谈话，曾问汪对上天安门的意义怎么理解。汪说：“不理解。”田说：“这是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亮一次相。”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当时马连良、张君秋、荀慧生等人都关在“牛棚”，张君秋被人打过胸口。他们不时参加惩罚性劳动，在团门口卸下两千多斤煤，再一筐筐地抬进去。而汪曾祺慢慢地在团里成了走红的人物，碰到“黑帮分子”就点点头，没有恶意去揭发什么。

汪曾祺做事还是十分小心，里外考虑周详。儿子汪朗1970年春节回北京探亲，偷偷地带了一个空军“黑帮分子”的儿子来家中居住。当时所住的甘家口一带查得很严，汪曾祺夫妇对此深感不安，生怕出事。汪朗回忆说：“我爸我妈压力大，看到他们紧张的样子，我忍不住哭了一场。”

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对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一一过问。有一次，饰演刁德一的老演员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表示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在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气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

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而且提供了当时算是优越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