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便比画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有山东人的耿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1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

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哪句台词说得不尽如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

7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党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