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由汪曾祺通改一遍，在其中加上了一段毛泽东语录。至此，《沙家浜》最终形成了定稿本，不久就在《红旗》正式发表。

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代表江青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青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青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革’中被整死了。再后来，江青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被整死了。”（1998年6月19日口述）

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有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说，算了吧。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作笑话，也看作是悲剧。”与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他谈到创作该剧的一些具体情况：

1972年江青调王树元、黎中诚从上海来北京，准备把两地剧本合二为一。汪、杨、王、黎四个人研究京、沪两本子的特点，一起讨论。第一场上海本好，我们本比较零乱；第二场上海本好，劫两个法场，情节好；第三场用我们的，感情写得比较自然，他们写得乱；第四场原名《吐翠》，是雷刚识字，铺垫戏，基本上用上海的；第五场用北京稿，雷刚下山，柯湘反复思考，不断有人报告，温其久煽动；第六场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琢磨出来的，加了母子见面悔恨，感情丰满；第七场叫《飞渡》，走山间小道，也是新写的。第八场《雾岭初晴》，发现温其久勾结，审问他，也是后写的；第九场就写《开打》两个字，让导演去策划。

江青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原来话剧里没有写到上井冈山。

于会泳说要有韵白，带有音乐性。开天辟地，这是惟（唯）一说话也要押韵的本子。押韵效果很好，听了舒服。我们一场一场地修改，改了一个多月。

于会泳也在场，他也提意见。他在我们的基础上搞，主要唱段《乱云飞》是他搞的，的确不错。他在音乐上贡献大，对曲艺、评书非常熟悉，顺着嘴就出来了。搞完《杜鹃山》，他就升任文化部长。他说，《杜鹃山》署名不要写四个人，就写“王树元等”。我们没意见，真有意见说出去，还有我们好果子吃？《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署“张永枚执笔”，大家也没意见。

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两人分头干了一个多月，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

“文革”十年，深入生活多。写码头工人，就到船舱里背矿石，强度大。改《节振国》，到唐山煤矿铲煤两个星期。那时写的剧本也多，写了也不排。江青忘了，又吩咐写新的，有时一年得写好几个。

（1998年6月19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