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在特定的观察世界的角度统摄下进行言说的话语方式；支撑它的核心思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它表现出来的话语形式。现代话语理论告诉我们，话语是指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和主导思想的限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表现方式。“话语是没有单个作者的，它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 话语归根到底是一种语义政治学。由于正史角度和野史角度各自的思想底蕴决定了各自的“视界”，从正史角度和野史角度出发，也就有了各自的话语方式。我们不妨分别名之为正史话语和野史话语。任何话语都至少应该包括三种要素：文体形式以及文体形式显现出来的时间、空间形式。既然话语本质上难逃“语义政治学”之囚牢，文体形式及其时、空方式就既是群体的，又是有“阶级性”的。

正史话语的文体形式主要是诗、文和官史（比如《史记》、《通鉴》）。“文以载道”，这很好理解；官史更是为统治阶级说话的文体，梁任公直接指斥说，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编撰旨趣很诚实地道破了天机：有悖统治集团利益的言论一概都在被“讳”之列。《左传》说得好极了：“《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这当然都是“讳”的苦心孤诣。好像是不过瘾似的，《左传》还意犹未尽地说：“征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为之！” 这充分说明了修史的目的。“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也是这个意思。官史也因而绝好地坐实了正史话语。

诗的情况要特殊一些。人们常说“诗言志”，就在幻觉中以为真的可以“我手写我口”；最晚从陶渊明算起，由于道家入诗，更让许多天真的哥们以为诗真的纯粹在抒发灵性。如同文载道、诗言志只是文体功能的区别，文与诗也是互为补充，同属正史话语；而道家入诗，似乎恰好是儒道互补的具体表现。更重要的不在这里。按理说，既然诗的任务是“言”个人之“志”，诗也就有了走入野史话语大联唱的可能性，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诗表达了什么，更在于后人对它作怎样的解释。一般情况下，掌握了统治权的阶级，也能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话语规范。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只有掌握了话语权力才算真正掌握了历史权力。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无邪”的宗旨，注定“诗”只是“文”的茶余饭后，载道之外的闲情逸致，刚好外合于道是儒的“偏师”。且听《毛诗正义》口若悬河似的分解：“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历代儒生非常擅长以官方话语体系来“解诗”，《诗经》自不必说，它早已全票通过并内定为儒家经典，据说还有“六经皆（正）史也”的虎皮大旗。即便是《诗经》以外的“诗”，遭遇又何曾两样。 因此，本来可以成为野史话语的诗歌，解诗者的正史“解”法，使它也坐实为正史话语——正史文化的威风凛凛确实能让我等心上来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