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绿天馆主人曾说：“史统散而小说兴。” 巴赫金则说：“小说的兴起是史诗世界观瓦解的结果。”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说可以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法之徒，是一个文本领域内的罗宾汉和莽张飞，小说能够瓦解任何社会的、官方的或上层的文化观念。 因此，小说作为野史文体在中国历史上一出现，就引起了正史文体的惊恐；正史文体意识到，自己一统天下的文体（世界感）空间不可能再次出现了。但正史文体仍有自己的高超手腕，它们采取对小说又“打”又“拉”的方式，使小说（世界感，或更加具体地说是杨墨互补支撑着的世界感）长期以来依附于正史文体。这可以分为如下几层来说。

先说“打”。正史文体在稍事恐慌之余，就各种型号的兵刃一齐出动，对小说大打出手。常用的方法就是鄙薄它文辞低劣，与大道不合。于此之中，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不同的世界感之间会有多么大的深“仇”巨“恨”。连一向在暗中对正史文体心存蔑视的庄周也曾助纣为虐：“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这里的“小说”当然还不是指文体；但是，将作为文体的小说看作“小”、“说”的观念和态度，却也大抵始于此。汉人桓谭称小说为“残从小语”， 不过是庄周的应声虫；班固征引据说是孔丘的言论来指斥小说为“小道”， 明明从正史文体立场出发，为“小说”的“黑五类”身份定了性。明人胡应麟作为一个颇有识见的学者，也称《柳毅传》“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 《四库全书总目》更是斥责《拾遗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即便是载首之器的《岳阳楼记》也被正史文体贬低，用以贬低的尺度则是给它贴上“传奇体耳”的标签 ——这是很有些来历的老战术了——当然也就“非儒者之贵也”。 据说，西方也有同样的例子，小说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迹象至今仍然可以发现 ，似乎很可以互为参证、发明。应该说，在正史文体棍棒齐下之后，小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凌濛初作为一个被正史文体排斥的“小说家流”，也曾自轻自贱地指斥小说“得恶名教”，这当然是杨墨互补和儒道互补相互对立生成的事实——并且诅其“种业来生”。 虽说有失厚道，但也足见棍棒威力。

“打”不是目的，拿作为文体的小说为正史话语所用才是宗旨，于是又“拉”。“拉”的方式大抵是鼓励作为文体的小说中与正史文体里所包纳的世界感有重合性的那部分，并力图使之发扬光大。班固就曾向正史话语建议：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为什么？应声虫桓谭回答道：“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可观之辞”当然是戴上儒道互补的老花镜，在作为野史文体的小说中找到的。虽然“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之正纲”， 但可以“为正史之补”， 可以为“正史之余”， 可以为“信史”之“羽翼”， 可以“辅正史也”， 可以“与正史参行”， 因此，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 于是，就有有心人鼓励小说努力向正史文体发展：“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 而小说在正史文体的挤压下要想争得活命的口粮，不这样做，也许还真有麻烦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