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这个逻辑由和小说文体同一的世界感所推动。而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又都是通过叙事并在叙事框架中逻辑地生成。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大的幻想性叙事不是《西游记》一类的神魔小说，而是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作品。大团圆是小说文体中对美好、幸福、自由生活，甚至对情欲的渴求所抱的一种完美希望才出现的。正是在有头有尾的叙事中，在对现实生活不断疏离而向希望不断挺进的叙事框架中，大团圆作为理想的结果、极致，在叙事和故事的终端陡然出现。从常识的角度看，大团圆是不切实际的。大团圆之所以出现在叙事的“大收煞”而不是开端，是由小说自身的叙事逻辑决定的：一方面，对于情感与心理需要，只有经过大磨难，大团圆才有意义；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大收煞”端出大团圆，叙事才更能成为幻想性叙事。大团圆并不是不具备悲剧性质，诚如陈子龙说《诗》那样：“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对大团圆也应该从反面去看：正是因为人间缺少大团圆，所以才需要小说中的大团圆；而要小说中有大团圆，只需要叙事逻辑地展开它自身就行了。萨特也说过：要想使凡庸的生活成为奇遇，开始叙事就成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大团圆的可憎之处仅在于它千篇一律、渐成套路。叙事在作为与“体”相区分的“用”时，自然会有多种变化，这是叙事逻辑天然就具有的功能，因而完全可以避开已成的俗套——避不开只是小说家个人才能低下使然。不过，这倒刚好是大团圆的难叙之处，同时也是幻想性叙事的难处。李渔就“大收煞”说：“此折最难”，难就难在要“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 而团圆趣就趣在“传奇原为消愁没，费尽杖头歌一阙” 。这算得上对大团圆的上好解释。人需要各种各样的幻想性叙事，正史文体不能提供，说教性叙事更是与此风马牛不相及，作为叙事的小说绝好地担当起了这一来自人性深处的使命。维特根斯坦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美国不给俺侦探杂志，那俺也决不给它哲学，归根到底还是美国损失更大。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