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最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情况下，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轮车。然而想要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冷库门上挂着的塑料门帘（洗车房和食品冷冻库用的那种）。门帘用厚实的塑料片制成，防止冷气流失。这道门帘是所有人的劲敌，穿过它就像穿过动画片《睡谷传说》里的黑森林，一不留神就被浓密的树枝紧紧缠住。我恨透了用手掀开帘子，总觉得上面不仅沾满了细菌，还吸附了众多饱受折磨的灵魂。

你一旦被门帘缠住，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轮车推出去。我用力一顶，只听见熟悉的“哐当”一声，轮床重重地撞在了金属门框上。

麦克走进来，正好看到我被撞了个趔趄。他从我身边经过，朝准备间走去。见我来来回回地把马丁内兹先生推来推去，他开口问道：“需要帮忙吗？你一个人没问题？”他一边的眉毛高高挑起，好像在说：“是个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搞不定。”

“不用，我能搞定！”我欢快地回答，一把拨弄开糊在脸上的门帘，急忙将轮车推进火化间。

我总是拿“不用，我能搞定”回答别人。我需要有人帮忙给前院花园浇水吗？“不用，我能搞定！”我需要有人进一步指导我怎么给他打肥皂好从那粗手指上脱下结婚戒指吗？“不用，我能搞定！”

我把马丁内兹先生从冷库里安全运出，接着要做的就是打开箱子，这可是这份工作中最棒的一个环节。

在我看来，打开装有遗体的箱子和打开装有毛绒玩具的礼盒差不多，就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那种小姑娘的最爱——“狗狗惊喜礼盒”。在“惊喜礼盒”的广告中，一群五六岁的女孩围在一起，她们打开一只毛绒小狗的肚子，兴高采烈地发现里面有好多小宝宝。宝宝数量越多，她们叫得就越欢，里面可能有三只、四只，甚至五只！这就是所谓的“惊喜”。

尸体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惊喜。每次你打开纸箱，里面有可能是一位无疾而终的95岁老太太，也可能是一个在建材城角落里死了八天才被发现的30岁青年。每个箱子都意味着一次新冒险。

如果箱子里的尸体不太对劲（回想一下帕德玛那张发霉的脸），我就会好奇心大发，偷偷查阅死亡注册系统、验尸官报告以及死亡证明。这些手续缺一不可，虽然官僚，却包含了大量关于死者的信息，特别是他们死亡的信息，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从生者的世界来到火葬场与我相伴的。

马丁内兹先生只是一具普通的尸体，非要我打分的话，也就是三个宝宝的惊喜度。他是拉丁裔，六十多岁，很可能死于心脏病。他的皮肤下有块突起，隐约能看到心脏起搏器的轮廓。

火葬工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如果不把遗体里的起搏器摘掉，里面的锂电池就会在火化过程中爆炸。这玩意儿的威力不亚于一个小炸弹，轻而易举地就能炸掉火化工的半张脸。不过没人愿意把尸体烧那么久，所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就不得而知了。我回到准备间，打算用防腐工的手术刀把起搏器取出来。

我拿刀对准起搏器所在的位置，在马丁内兹先生的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刀刃相当锋利，却没能划破他的皮肤，连个口子都没留下。

不难理解，医学院之所以让学生在尸体上练手，是想降低学生能够造成的痛苦。虽然只是个“迷你手术”，但我确定马丁内兹先生正处于剧痛之中。我们活人总觉得死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即使他那双毫无生气的双眼已经告诉我，他和我早就阴阳两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