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西风的两台火化炉每天要处理六具尸体（每台各三具）。赶上高峰期，一周可以火化36具。而每次“上门服务”至少需要45分钟，如果服务地点在海湾大桥的另一头，花的时间就更长。理论上，克里斯和我应该天天在外面奔波。克里斯确实经常往外跑，主要是想躲着麦克，不然就得给他跑腿，取个死亡证明或者到邮局办事什么的。我基本都待在火化间，一心一意地火化尸体。现在很少有人选择在家临终，因此大多数敛收尸体的情况不用两个人出面。

把医院作为临终场所其实是一个相对新的理念。19世纪，只有孤苦无依的可怜人才会在医院死去。鉴于此，人们都愿意在亲友的陪伴下，于家中撒手人寰。到了20世纪初，仍有85%的美国人选择在家中离开人世。

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化死亡”的概念才出现。医院数量不断扩大，把人们从可怕的死亡场景中解脱出来。过去，宗教人士为临终之人送行，并引导亲属走出悲痛，如今则由医生陪伴病人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医学解决生死问题，与能否上天堂无关。医院把死亡卫生化、规范化。在医学专家看来，公众并不适合参与其中，因为——借用死亡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的话来说——死亡是“一副令人作呕的景象”。于是，人们把“弥漫着尿骚、汗液和腐败等混合气味，床单上沾满污秽”的房间视为禁忌，坚决不踏进去一步。而医院正是在不冒犯生者的前提下，允许死亡回归它的本来面目。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暗示我们，如果暑假期间没有完成规定的志愿服务时数，我们就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孤独终老。于是高一那年的暑假，我决定去火奴鲁鲁市中心的“女王医院”当志愿者。我不吸毒，成绩也不错，工作人员核实信息之后，拿给我一件丑陋的亮黄色polo衫和一个名牌，让我去志愿者办公室报到。

你可以选择医院里的两个部门进行志愿服务，每周轮换一次。礼品部和妇产科都是大热门，但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可不想跟写有“早日康复”字样的气球和吱哇乱叫的婴儿待在一起，不然整个暑假都会陷入一种让人倒胃口的伤感情怀。我的第一选择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的前台，幻想着护士给伤员擦拭额头的柔情一幕——就是二战中经常出现的那类画面。

然而ICU远没我想象的刺激。他们才不会让前台一名高中生加入到抢救病人的行列。于是，我只得坐在那里，看着心急如焚的家属在等候室里进进出出，不是去上厕所，就是去给咖啡续杯，我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明智多了。物流部的工作很丰富，例如把邮件和备忘录发往各个病房，帮刚出院的老奶奶推轮椅。除此以外，物流部还负责把逾期未领的尸体转移到地下室的太平间。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部门里的正式员工不太理解我这种热情，但只要出现“黑色指令”，有尸体需要转移时，他们都会很大度地叫我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家医院实在是不可思议——“没问题，虽然你只有15岁，但我们同意你搬尸体。”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让小志愿者做这种事。不过我后来一想，他们一开始确实不太情愿，但经不住我的百般哀求，最后勉强同意了。

我的直接领导叫凯普，年纪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显示屏，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啊，凯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带出来吗？”哦，当然，我求之不得呢。

我和凯普来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缩在一尘不染的病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看起来像一具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皮肤颜色很深，像块棕色的牛皮。因疾病和衰老的缘故，他全身干巴巴的，体重还不到90磅。不管是我还是凯普，一个人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抬到担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