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老头子岁数真不小，是吧？”凯普惊讶地说。山崎先生这把岁数，让资深的尸体搬运工都不淡定了。

我和凯普拿来的担架，其实是一个有着担架外观的金属笼子。我们把山崎先生放进去，上面盖上一块不锈钢板，然后用一张白床单把整个装置罩起来。从外表上看，我和凯普只是从山崎先生的病房推出一个空担架，没有人躺在上面。

我俩推着担架进了电梯。里面都是普通访客，手中捧着泰迪熊和鲜花，根本想不到身边还藏有一具尸体（下次你在医院看见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推着一个空担架时，请想想山崎先生）。这些人早早出了电梯，最后只剩下凯普、山崎先生和我一路来到地下室。

“女王医院”一直用积极的医疗环境标榜自己，展示的不仅是最新科技，还用夏威夷艺术作品装点墙面。他们用一切手段——伪造的担架、地下秘密停尸房——巧妙地掩盖死亡，让死亡远离大众的视线。死亡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失败，不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知道医院有人死了。

凯普和克里斯很相像：两个都是体面人，都负责把尸体从大众身边运走。对他俩而言，这不过是一份乏味的工作，但在普通人看来，他俩的职业既神秘又恶心。

前几次上门服务，我彻底见识了克里斯的沉着冷静。即使在狭窄到挪不动窝的屋子里，克里斯也能完成任务。看着眼前螺旋向上的窄楼梯，他叹了口气：“拿折叠架来。”克里斯所谓的折叠架，指的是折叠式担架，战场上用来运走伤员的那种。我们将尸体绑在这个鬼玩意儿上，然后把担架侧过来抬。一路上，死者的肚子不断在我们头顶上下摆动——只要能把尸体运上车，做什么都行。

“这和搬家差不多，”克里斯给我解释，“都是一些几何和物理问题。”

面对腐烂的尸体、超重的尸体和古怪的尸体时，克里斯也从未乱了阵脚。说到古怪，有一次我们来到海特区的一幢宅子，一位绅士领着我们进入一间阴冷、破败的地下室。他留着尖尖的八字胡，有一双爪子似的大手，像极了恐怖电影明星文森特·普莱斯。一具男尸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身体蜷成球状，一只玻璃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见鬼了，凯特。他在冲我们使眼色吗？咱们去拿折叠架吧。”

搬运尸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放弃。听起来也许有些老套，但克里斯对此坚信不疑。他告诉我，他曾经碰到一具重达400磅的尸体。死者生前是个囤积癖，家里堆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有蟑螂乱爬。尸体在三楼，克里斯当天的助手拒绝上楼，一口咬定他们二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尸体搬出去。“我一下子失去了对他的敬意，”克里斯说，“我最恨那些不愿意尝试的人。”

在路上奔波的这段日子，我越来越了解克里斯。比如说吧，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夏威夷给一个蛮横的施工经理打工，干了差不多两年，至今仍对此耿耿于怀。谷歌地图显示，那时离他住地方圆三个街区以内，还住着我新婚不久的父母和年轻的巴拉克·奥巴马（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他们几个说不定曾在商店里擦肩而过，或者一起在马路边等红灯）。

给亚当斯家提供上门服务的几周后，我和克里斯来到玛丽娜区的一栋豪宅。我俩一路上谈笑风生，谈论着夏威夷的天气和麦克的粗鲁无礼。宅子坐落在一条繁华大街上，我们把车靠路边停好。“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凯特？”我们往外拿橡胶手套时，克里斯说，“咱俩就像杀手，跟《低俗小说》里那两个家伙似的。他们前一秒还在车里讨论三明治，后一秒就爆了别人的头。咱们刚才还坐在车里扯淡，现在就要给别人收尸了。”

我们敲敲门，一个深色头发、五十岁左右的女人开了门。我冲她咧嘴一笑，看上去特别真诚。在这种时刻，一个诚恳的笑容远比虚伪的同情有用。

“我等你们好几个小时了！”她大声尖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