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现在是交通高峰，我们从奥克兰赶过来的。”克里斯用“克里斯式”平静的嗓音说道。

“我不管，妈妈应该享受最好的待遇。妈妈做事非常体面，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体面的人。但你们却迟到了，这非常不体面！”她没完没了地嚷嚷道。

“我很抱歉，女士，我们一定好好照顾她。”克里斯说。

我和克里斯来到卧室，看到了“妈妈”。我俩刚要用裹尸布包上她，那个女人一下子扑到她妈妈身上，夸张地号啕大哭：“不，妈妈，不！我需要你，妈妈，别离开我！”

这应该是人类真情流露时的样子吧。死亡、分离、抱头痛哭，该有的都有了。我认为自己会被打动，但我没有。“内疚。”克里斯含糊地说。

“你说什么？”我小声问道。

“她很内疚。这种事我看得太多了。她很少回来看她，现在却一副没有妈妈就不能活的样子。太他妈扯了，凯特。”他说道。我知道他是对的。

女人终于放开母亲的尸体，我们把“妈妈”固定好，推了出去。我们把轮床推到屋外，街上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们。遛狗的人站在原地不动，推着婴儿车的瑜伽妈咪们也放慢了脚步。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以为我们是侦探或法医，正从穷凶极恶的犯罪现场搬运尸体，殊不知我俩只是殡仪馆员工，上门敛收一个在家里寿终正寝的90岁老太太而已。

死亡并非一直与丑闻和猜忌相随。14世纪，“黑死病”大瘟疫横扫欧洲，大批尸体置于街头，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一放就是好几天。马车陆陆续续将尸体运到城外，那里已经挖好了大规模处理尸体用的填尸坑：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放一层尸体，填一层土。埋尸的方式“和做意大利千层面差不多，一层面皮一层奶酪，如此反复”，意大利一位编年史学家如此形容。

如今，不必被迫与尸体打交道已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在印度恒河畔的瓦拉纳西，每天有八十到一百级石阶用来举行火葬。火化在露天进行（有时由低种姓阶层的儿童从事这项工作），骨灰和没有完全烧毁的遗骨被抛入圣河。火化的费用通常不菲，昂贵的柴木、艳丽的布料、高级的火化工人，加起来可是一大笔钱。有些家庭负担不起火葬，但仍想让自己的亲人魂归恒河，只能趁夜色把整具尸体放进河里，让其在水中慢慢腐烂。瓦拉纳西的游客因此时常看到肿胀的浮尸不是漂在河中，就是被狗啃食。恒河的尸体越来越多，印度政府只好投放几千只肉食龟，让它们把“坏死性污染物”全部吃掉。

为了避免这种令人不悦的尸体处理方式，工业化国家已经建立起一套体系。就在此时，众多没有标记的白色货车正载着尸体穿行在公路和洲际高速上，飞机也载着货舱里的尸体和客舱里的乘客横跨地球。我们总是把尸体藏在下面。我们不仅把尸体埋在土里，还把它们藏在假冒的担架下面、飞机货舱下面以及我们意识的深处。

只有当体系遭到破坏时，我们才会发现它们近在眼前。“卡特琳娜”飓风来袭之后，《华盛顿邮报》引用了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麦克·奥斯特霍姆博士的一句话：“‘卡特琳娜’飓风带给我们很多教训，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人不太习惯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无人问津的尸体。”说得太委婉了，博士。

克里斯和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妈妈”从前门推到货车，给了遛狗的人和瑜伽妈咪们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撼。一丝腐败的气息，他们尝到了命运的滋味。